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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悖论就是：执政党，尤其是天主教民主党，正在逐渐成为其队伍中公共部门员工比例过高的政党。
特别是在南方，公共就业作为解决长期失业的方案得到了扩大。
工资水平有限，但社会保障很好，找两份工作很常见。
但正是因为执政党积极寻求公共部门人士的支持，提高生产力的改革变得越来越困难。
没有人质疑公共部门改革——再培训、重组和重新分配公务员——的必要性。
负责官僚体制改革的部长在历届内阁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但执政党越是依赖公共部门员工的选票，他们就越屈从于公共部门工会，这些工会只关注工资发放、薪酬和工作条件，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在意大利战后历史上经常被视为一个浪费机会的时期，那首先是因为执政党无法处理这些事态发展的后果。
20世纪60年代，政治代表制陷入了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
天主教民主党逐渐失去其宗教内涵，坚定的天主教徒选民人数自然有所减少。
鉴于这种情况，它扩大选民基础，赢得在政治上得到帮助的南部地区选民和公共部门员工的支持。
随着公共支出的扩大，天主教民主党以前作为私营部门喉舌和市场经济代言人的角色变得模糊不清。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党开始走一条类似的道路。
由于在政府中受困，它发现南方选民和公共部门的员工可以弥补北方传统工人阶级选民的损失。
社会党从社会民主改革主义演变为选民依附政治，并最终演变为政治腐败，这场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失望情绪在20世纪90年代彻底摧毁了这个党派。
“火热的秋天”
及其后果
20世纪60年代政治停滞带来的更为直接的后果在这个十年结束时显现出来。
重大社会变革的第一个迹象是，意大利大学生迅速效仿越南战争引发的席卷西方世界的学生和中产阶级激进主义浪潮。
骚乱迅速从大学蔓延到职场，从1968年开始，意大利经历了数年断断续续的暴力社会动**，其中以1969年所谓的“火热的秋天”
（以下简称“热秋”
）劳工斗争最为激烈。
不过，与法国更为集中的“五月事件”
不同，这一事件一直持续到下一个十年，带来了政治价值观的持久改变。
在这些动**中，意大利民主出现了根本性改变，行动主义更为明显，参与程度有所增加，直接行动变得普遍。
志愿协会的成员有所增加，更重要的是，它们从无所不能的政党中独立出来。
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各大工会联合会的观点和行为，以及他们与普通工人的关系。
在“热秋”
斗争之前，意大利工会运动因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四分五裂。
意大利劳工总联合会是三个主要联合会中最大的一个，主要由共产党人领导。
它倾向于把工会行动看作共产党政治功能之一。
其领导人普遍对集体谈判持怀疑态度。
他们认为：根据长期经验，如果没有罢工基金或长期劳资纠纷的传统，意大利工人很少会有罢工行动的意愿。
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经济长期增长期间，劳动力市场处于静止状态。
对意大利劳工总联合会领导人来说，集体谈判无论如何都是一把双刃剑。
通过参与其中，员工们逐渐接受了市场的逻辑。
而这一切在20世纪60年代末发生了改变。
车间里的武装冲突，大部分是自发的，引发了空前规模的罢工和示威。
1969年，因劳资纠纷而损失的工作时间超过3亿个小时，几乎是过去四年平均损失时间的四倍。
直到1976年，这一数字才再次降到每年100万个小时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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