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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制造业的时薪增长了20%。
1968年至1975年间，工会成员增加了50%，其中公共部门和白领部门的成员增幅尤为明显。
20世纪60年代末的政治激进主义多少让人有些意外。
长期繁荣昌盛本该有助于去除政治极端化和激进主义。
然而，和其他地方一样，在意大利也出现了激进的左翼团体，不仅主导了学生运动，还在工会中站稳了脚跟，甚至在一小撮左翼选民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后期，该团体中一小撮坚定的激进分子自觉幻想破灭，从议会策略转向了恐怖主义。
劳工武装的崛起同样出人意料。
劳动力市场紧缩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原因。
一些组织良好的工人群体当然能够利用他们的战略地位，迫使弱势雇主在薪资方面作出让步，但是，“热秋”
期间发生的事情远远超出了英国式的车间集体谈判，包括谈判的基调和具体诉求。
事实上，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工人对中左翼政府倍感失望，而且劳工阶层发生了社会变迁，后一点特别重要。
领导早期罢工行动的主要是年轻工人，其中有不少移民，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在德国和法国学习了车间罢工的技巧。
由于计件工作的普及和生产线的加快，他们与雇主的关系日渐疏远，雇主们不再愿意通过新的投资来提高生产率。
他们还经常批评工会联合会和共产党对待劳资关系的谨慎态度。
工会领导人最初对普通员工的好战行为感到惊讶，但几年后就适应了。
他们不再关注传统的政党和意识形态差异等问题，反倒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
结果，工会逐渐从领导“热秋”
运动的激进分子手中夺回了对劳资关系的控制权，在雇主和政府眼中获得了新地位。
它们不仅关注特定部门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而且还关注与养老金、住房和社会服务相关的更广泛问题。
获得参与关键决策领域的权力成为关键目标，在接下来的十年，政府必须在其咨询和协商委员会中增加工会联合会的代表，所参与的不仅涉及工作场所问题，还包括区域发展规划、运输等基础设施投资、社会服务等广泛问题。
工会影响力的迅速扩大还体现在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平等主义主旨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一种有利于低收入者的工资指数化体系。
根据一项特别慷慨的临时裁员计划，所有工人一旦首次就业的某些权利得以确认，就能确保获得持续的收入来源。
不同技能水平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缩小了，选择性奖金和计件工资的差距也是如此。
意大利社会的其他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天主教的道德与宗教价值观日益受到消费主义和休闲文化价值观的挑战。
在中小学、大学、媒体、法律专业和其他地方，自由派或左翼人士正逐渐上升到有影响力的职位。
与其他西方社会一样，性自由和两性间更大的平等被提上了社会议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意大利的价值观正变得更加多元化。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可取代基督教民主主义统治地位的，主要是共产党主导的马克思主义亚文化。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思想和组织的范畴都有明显扩大。
起初由两大政党建立的社会组织变得更加独立，而其他非政党组织也有所壮大，包括妇女运动团体、同性恋权利团体、环保主义者团体、地方行动团体。
共产党当然得益于政治价值观的普遍左倾，特别是在年轻选民中，对它的助力在1976年达到了历史顶峰。
但正如后来的事件所显示的那样，这种关系更为偶然，几乎没有反映出人们对共产党左派传统观点和目标的热情。
这些变化最明显的证据出现在1974年著名的公民离婚公投中。
当时宪法中对全民公投机制有规定，但从未实施。
离婚的诉求是四年前提出的，通过公投方式，天主教徒有机会越过议会，诉诸人民。
他们这样做了，却发现人们以60∶40的比例赞成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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