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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心理影响是深远的,并导致了接下来20年的一系列公投,其中许多是由行动派激进党推动的。
公投被用来解决与离婚、堕胎、核能和其他各种民权相关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公投甚至解决了党内长期以来对选举改革的抵制问题。
寻求政治新秩序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意大利经济生活中的权力制衡变化,无论持续时间还是强度,相比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左翼联盟,都是更为重要的政治转折点。
意大利开始广泛探索更加稳定的新联盟模式。
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该国试验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联盟模式。
最有争议的是,1976年之后,将共产党人短暂地纳入议会多数党,直到20世纪80年代,又回到与20世纪60年代的中左翼联盟并无二致的解决方案。
正是因为意大利经济问题日益突出,才会带来这些政治变化。
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经济变数比之前20年大得多。
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严重制约了经济增长,商业周期波动更加明显。
在1970年至1973年间,意大利经济增长比大多数邻国都要缓慢。
投资业绩甚至更糟。
1973年至1974年出现了短暂的复苏,但并非得益于投资和出口,而主要是靠国内消费和公共支出的拉动。
贸易平衡问题的出现,以及工资膨胀明显,显示出经济约束过于僵化,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灵活性下降,意大利开始失去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暴露了意大利对进口能源的高度依赖。
到1976年,意大利政府被迫求助于外部力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以帮助其度过危机。
外汇交易被迫暂停超过5周,进口须缴纳特别附加费,里拉贬值约20%。
直到70年代末,经济才重新回归更为持续的增长。
在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重组过程后,意大利才得以恢复持续的经济增长。
大型企业被迫将许多业务分包给不太受工会权力制约的更小、更灵活的公司。
工厂不再允许按件计酬的“外包工作”
,却又出现在小作坊和家庭中。
外包工是意大利一直存在的地下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雇主不用缴纳社会保障费用,工资免受税务部门的监管。
调整过程比较漫长,其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体现。
它促进了意大利中北部和东北部充满活力的小企业的发展,但也并非没有代价。
对新技术和培训的资金投入放缓,大公司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受到抑制,并且由于鼓励逃税,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政策制定者面对的困难加剧。
这种困境在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和商界都造成了严重分歧。
天主教民主党一直处于政治领域的中心,但在20世纪70年代,它的左右两翼之间的分歧大大增加。
中间派的大多数属于实用主义者。
左翼的阿尔多·莫罗成为与共产党对话的主要倡导者。
右翼没有同等声望的人物,但一些天主教民主党人游走在各种秘密的极端保守网络边缘,这些网络将安全部门、武装部队、黑手党和部分高级公务员联系在一起。
事实证明,最有能力利用这些分歧的人是朱利奥·安德烈奥蒂。
1972年至1973年,他担任了政府总理,尽管任期短暂而失败。
该政府试图将基督教民主党重新转向与自由党的保守联盟。
1976年,他再次执政,但这一次,在与阿尔多·莫罗的密切合作下,他努力与共产党开展对话。
尽管安德烈奥蒂与保守派有联系,或者也许正是由于这些联系,他才能够将共产党带入所谓的民族团结政府,尽管时间很短。
该届政府代表了通过和解和妥协来处理“热秋”
影响的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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