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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他也是这种方法的践行者。
比如梁思永先生，他本人在哈佛受到正规考古学训练的同时，也同样在梁启超的安排之下，跟隨著多位金石名家学习，因为梁启超认为研究考古学必须有传统金石学的基础。
从梁思永先生的身上，就清晰的看到，近代考古学跟传统金石学之间的融合跡象。
所以坦白的来说，苏亦回答张新的问题，提出金石学与考古学承续说的观点，对於现场的听眾来说，也是非常新颖的。
也是大家最能接受的观点。
因为这个观点，很好的契合在场学生的民族认同感，也有利的反驳考古学全盘接受西来说的观点。
实际上，真实的情况，並非苏亦说的那么简单，在民国时期，留洋回来的考古学家跟本土的金石学家，是互相看不对眼的，各自有各自的圈子，甚至为获得学科话语权，还相互抨击。
比如早期，李济等留学归来的考古学家，为了捍卫考古学科的话语权，还曾经对金石学家的学术成果进行大力批驳。
可不是苏亦口中一副和谐的场景。
甚至，当年以容庚先生为首的金石学家创建考古学社的时候，就接受梁思永为主要社员，而忽略了李济。
梁思永先生还被聘为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的审查员等，这些机构可是都是当时金石学家的大本营，完全不带李济他们玩。
为啥不带？还不是李济没有金石学的背景。
……
提问环节，持续了大半个小时。
基本上都是北大的学生提问，苏亦来回答，大部分提问者，都是托。
也有不是托的。
毕竟並非前来听报告的都是考古专业的学生，有来自歷史系其他专业的，也有来自其他院系的，除了文史哲之外，生物系、地理系也来了不少人。
大家的提问也是五花八门。
一开始苏亦还耐心讲解，下意识长篇大论。
后来扛不住了。
基本上都是长话短说。
比如就有外系的人问了很基础的问题，为啥苏亦研究稻作起源，不去研究人类起源。
显然，他们也搞不懂旧石器时期考古跟新石器时期考古有啥区別。
於是，苏亦为了让同学们有了直观的认知，给出一个简单的回答。
“我个人认为，农业起源与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並称为考古学领域的三大『终极问题，其中农业起源是划分旧新石器时代的根本標誌。
再进一步来说，旧石器时期考古研究的是人类起源问题；新石器时期考古研究的农业起源问题，歷史时期考古解决的就是文明起源问题。”
当然，提问的同学也並不都是外行，比如北大生物系的学生，就被问到孢粉分析的局限性问题。
对此，苏亦给出肯定的回答，水稻花粉非常容易降解，在酸性或氧气性沉积环境中確实难以保存万年之久。
因此，他坦诚道：“所以说，我们这一次仙人洞遗址的发掘，能够通过孢粉分析鑑定出万年前的稻作遗存，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通常情况之下，应该利用浮选法寻找炭化种子或者是大化石，这些是直接证据，孢粉分析实话实说，对於环境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
这一点来说，河姆渡遗址的条件就成熟很多，它就是通过孢粉分析以及炭化稻粒双重证据，確定了7000年前的栽培稻！”
当然，还有人提出了一个到后世都普遍存在的问题，那就是考古是不是盗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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