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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现场不少人都在关注的问题。
苏亦的回答，很直接：考古不是盗墓、考古不是盗墓、考古不是盗墓。
他这个三连击，把提问的学生搞不会了。
一脸懵比，小师兄到底要干啥？
被冒犯了？
红温了？
苏亦不是复读机，说了三遍之后，他再次引用上面的话来回答。
“考古分史前考古跟歷史考古，史前考古基本上跟墓葬没有关係，那么歷史考古呢？在发掘的过程之中，有的会涉及墓葬，但它並非歷史考古的全部。
因为歷史考古还有石窟寺考古、古建筑考古、城址考古等等，並非每一次的考古发掘都涉及墓葬。
同样，涉及墓葬部分，也是以抢救性发掘为主，更多还是科学研究，而非以获利挖宝为主的盗墓行为，两者不能相提並论……”
其实，他的回答，很官方。
然而，这种回答，並没有能够让现场的所有同学都满意，但是，至少这是一个標准的答案了。
前世，公眾始终有一种错误的认知，考古就是官方盗墓，甚至时至今日，还有人提出考古与盗墓的区別，就是有证与无证的说法。
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除了受到盗墓小说影视剧作品的影响，还是跟新闻学的猎奇报导有关。
同样，从某种角度来说，也跟国內大部分考古学家的“傲慢”
有关。
早期，大部分学者是不屑与民眾解释这种弱智问题。
到后面自媒体大爆发时代，话语权就给別人占领了，想要解释，就需要花千百倍的精力，还没有办法扭转民眾的固有印象。
其实，把考古跟盗墓划等號的行为，由来已久，可以说，从中国近代考古学发軔至今就存在。
並非简单的一句考古不是盗墓，就可以说清楚的。
比如民国时期，安特生在甘肃发掘半山遗址墓葬的时候，就遭受当地200多名村民的围攻。
搞到后面，马衡都开始在报纸上发文《考古与迷信》来罗列社会上认为田野发掘是挖坟掘墓、破坏风水等迷信处处可见，然后各种阻挠、破坏，使得田野考古无法展开。
梁启超也在当年欢迎瑞典皇太子的致辞里面提及此事，认为中国发坟为不道德、养成风气，难以骤改，將来慢慢改变过来，则有名望的坟墓，都可以次第发掘了。
其实，不止安特生，就连李济都遇到这种困扰。
1926年，他代表清华跟毕士博签订的《山西歷史文物发掘管理办法》第一条就是：“不得破坏坟墓或纪念性遗址遗物”
。
即便如此，李济的第一次山西考古进展也不顺利。
他当年为啥把西阴村遗址作为初次发掘地点，两个原因最为重要。
其一，西阴村史前不含金属器，避免挖宝的怀疑。
其二，发掘的是过去不知名的墓葬，不引人注目，减少公眾反对挖墓的意见。
可就算如此，李济跟袁復礼在西阴村遗址的发掘，还是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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