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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公孙丑下》），说好听点，这叫强烈的使命感，说难听点，这就叫自恋，这就是自恋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典型的陶醉感。
庄子太理性，太冷静，罕用心理学所谓的自我强化（self-e）来麻痹并激励自己，所以他总在怀疑，总在发问，总是不给出确切的结论，他小心翼翼地怀疑各种具体的知识，进而怀疑我们借以获取知识的媒介，甚至怀疑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能力本身。
也就是说，他的关注点已经不再局限于具体的知识内容了，而是扩展到了认知论的层面，坦然地承认无知，然后发现了无知比知更大的价值。
庄子对无知的认识，首先是基于对因果关系的认识。
《庄子》有两则罔两问景的故事：
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
恶识所以不然！”
（《庄子·内篇·齐物论》）
众罔两问于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撮而今也被发，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
景曰：“搜搜也，奚稍问也！
予有而不知其所以。
予，蜩甲也，蛇蜕也，似之而非也。
火与日，吾屯也；阴与夜，吾代也。
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无有待者乎！
彼来则我与之来，彼往则我与之往，彼强阳则我与之强阳。
强阳者又何以有问乎！”
（《庄子·杂篇·寓言》）
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佛教的缘起法。
释迦牟尼也是轴心时代的名人，他所悟出的道理，亦即是佛教区别于当时印度各大教派的核心理论，就是这个缘起法。
通俗并简化地讲，即发现了这个世界的基本规律就是因果律，既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万事万物都陷在这个因果的链条里挣脱不出来。
所谓陷在因果律里，也就意味着人生是不由自主的。
不由自主而想自主，陷在因果律里而想跳出因果律，这才有了真如实相、寂静涅槃等理论。
庄子虽然没有用论说的形式把这个问题阐述清楚，却以这样一则寓言把它形象地表达出来了。
因果律的问题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在神学上都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不承认因果律当然会很麻烦，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承认了因果律一样会很麻烦。
首先是第一因的问题：有没有第一因，第一因是什么，没法解决；其次是承认了因果律就等于承认了宿命论，也就等于否定了自由意志，否定了自由意志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该为自己的一切所作所为负责；但承认自由意志的话，就有把人置于上帝之上的嫌疑。
——这是哲学与神学史上纠结甚久的一大经典难题，相关论述俯拾皆是，譬如中世纪圣奥古斯丁和裴拉鸠斯的论战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展开的，主张人可以根据自由意志做出道德决定的裴拉鸠斯被判为异端，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从此失去了上天堂的资格。
饶有趣味的是，这场论战如果放在今天，许多基督徒一定会站在裴拉鸠斯的一边反对圣奥古斯丁，殊不知“预定论”
是神学里源远流长的一套理论，源头之一如《新约·罗马书》里圣保罗的一段教诲：“被塑造的怎可对塑造它的说：‘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个样子呢？’陶匠难道没有权用同一团泥造一个用途尊贵的器皿，又另造一个用途卑贱的器皿吗？”
（《罗马书》9：20）
这一基本神学教义经过圣奥古斯丁的发展，后来又被路德和加尔文带进了新教各派。
恰巧庄子也做过同样的比喻——就在鼠肝和虫臂的那个故事里，奄奄一息的子来豁达地说：“譬如一位铁匠正在打铁，铁块突然从炉子里跳出来，要求铁匠一定要把自己铸造成干将、莫邪这样的宝剑，那么铁匠一定会认为这是一块不祥之铁。
人也是一样，偶然得了人形，就喊着：‘我是人！
我是人！
’造物主一定会认为这是不祥之人。
现在我就把天地当作大熔炉，把造化当作大铁匠，随他把我变成什么样吧。”
（《庄子·内篇·养生主》）
又或者自由意志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就像霍布斯所论说的，“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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