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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荣趎走了七天七夜，终于见到了老聃，把一直困扰自己的问题在老聃面前摆了出来。
这些问题，是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有过的：
南荣趎曰：“不知乎？人谓我朱愚。
知乎？反愁我躯。
不仁则害人，仁则反愁我身；不义则伤彼，义则反愁我己。
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
愿因楚而问之。”
（《庄子·杂篇·庚桑楚》）
南荣趎问的是：如果我装傻，人家就会觉得我真傻；如果我聪明起来，那就会危及自身。
如果我不仁，就会伤害别人；如果我行仁，就会伤害自己。
如果我不义，就会伤害别人；如果我行义，就会伤害自己。
我怎么才能避免这些情况呢？这三点都是我很忧虑的，希望您老看在庚桑楚的面子上指点一二。
南荣趎的问题实在太有现实意义了。
一个良知未泯的人在乱世之中应当如何求存，如何在良知和利益的钢丝上保持平衡，这确实很不容易。
当然，所谓不容易也是因人而异的，孟子就不觉得这是个难题，舍鱼而取熊掌，舍生而取义，就是这么简单。
但在庄子眼里，正如前文讲的，熊掌并不比鱼值钱，仁义也不是什么褒义词，何况战国乱世，哪里去找什么真正的仁义呢？虽然视生如寄，视死如归，并不把个人生死放在心上，但比之死的熊掌，还是活鱼更好一点。
如果换作是我们身处乱世，有一种行为准则应该是很容易被接受的，即装傻充愣、和光同尘、委曲求全、不做出头鸟，只要小心“和光同尘”
不要流于“同流合污”
就好。
这种道德即便在儒家看来也是无可厚非的，孔子就称赞过宁武子，说他“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
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论语·公冶长》），国家有道就尽情展现聪明才智，国家无道就装傻充愣，这是一种中国人很擅长的韬光养晦的本领。
孔子觉得宁武子的聪明还好学，装傻这一套就不那么好学了。
不过孔子还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杀身成仁成了中国传统的一句经典古训；他还说过“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论语·雍也》），做人应当以正直立身，只有那些不正直的人才靠侥幸和逃避来求活路。
那么装傻到底可不可以呢？如果可以的话，可有一个什么限度吗？
这就要看孔子的另一句名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论语·宪问》）如果国家有道，说话和做事都要正直；如果国家无道，行为仍要正直，但说话必须小心谨慎。
这个思想被儒家后学发展起来，就是一个经与权的关系问题，经是原则性，权是灵活性。
灵活性一定是有限度的，否则的话，也就无所谓原则性了。
南荣趎的问题，其难点就在于如何处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以及灵活性的限度究竟何在。
时逢乱世，夹尾巴、装孙子，都不妨一做，最难的是当你夹尾巴、装孙子的时候必定会对别人造成伤害。
也就是说，当你实在找不到一个可以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让自己委曲求全的办法时，你应该怎么办呢？如果只能二选一，要么违背良知，伤害别人，要么遵循良知，伤害自己，你会怎么办呢？
实际问题甚至比这更加复杂，就算你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肯伤害无辜的人（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但你坚守良知的结果是连累自己的亲朋好友一道遇害，你还能坚持得下去吗？
如果我们可以把考据上的争议搁置起来的话，那么方孝孺的案例就是一个典型：方孝孺为了坚守自己的良知，导致了十族被诛（尽管这件事还存在考据上的疑点，但我们此刻不妨从俗而论）。
尽管在现代人看来，方孝孺所坚守的东西实在不值得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但试想一下，如果换作是你的良知中最值得坚守的东西，你甘愿为之付出十族的代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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