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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
，但究其实质，《天下》所描述的庄子之学不过是对彭蒙、田骈、慎到之学的进阶罢了，而对后者的学术概说如果抹去人名的话，我们很容易认为这就是庄子之学。
《天下》自非庄子亲笔，我们或许可以推测，《天下》之所述仅针对内篇之《庄子》，而外篇、杂篇的《庄子》掺入了许多彭蒙、田骈、慎到的思想。
两者虽然都有大而无当之嫌，但彭蒙、田骈、慎到的大而无当仍属初级阶段，不免有些具体而微的主张，庄子的大而无当却真正地“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
（《庄子·杂篇·天下》）；又或许庄子之学虽有对彭蒙等人的继承，但《天下》的作者更看重其超然玄虚的一面，而这正是田骈等人不及的地方。
另一方面，田骈和慎到都是稷下学者，是积极入世的人，慎到开法家之先声，为韩非、申不害所称许，田骈的学问虽然更虚一些，但也乐于以玄虚之道入切实之政，所以悖逆人情，不受世人称许也是难免的事。
庄子则一直保持着在野的身份，至少在很大程度上真正做到了自己所主张的东西，仅这一点也是值得钦佩的。
但我们从实际主张来看，慎到的“弃知去己，而缘于不得已”
和庄子的“虚己以游世”
，“托不得已以养中”
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两者仅仅形似而非神似，慎到是初级阶段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庄子则是得道之后的“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
。
只是对我们凡夫俗子而言，到底是借由虚己与不得已以得道，还是得道之后自然而然地虚己与不得已，孰是孰非，孰因孰果，一下子就看不太清了；即便是后者的话，如何才能得道就又是一个新的问题。
再者，如果讥讽慎到之学为土块之道、死人之理，那么市南宜僚的虚舟之论、师金的桔槔之喻，与此到底又有什么不同呢？——东晋僧意有一次和王苟子谈论玄理，僧意问道：“圣人有感情吗？”
王苟子答道：“没有。”
僧意问：“圣人像柱子一样吗？”
王苟子答道：“应该说圣人就像筹码，虽然没有感情，但运用他的人是有感情的。”
僧意追问道：“谁是运用圣人的人呢？”
王苟子无言以对，只好走了。
（《世说新语·文学》）
僧意和王苟子的这番问答不但是魏晋清谈的一大主题，也是唐代禅宗、宋代理学的重要课题，其源头皆在《庄子》。
王苟子把庄子的话理解死了，结果流于慎到的“死人之理”
，不如王弼所谓圣人“有情而无累”
，或如程颢所谓“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
。
9
紧承市南宜僚的故事之后，太公任往吊孔子的故事更显出庄子务实的一面：孔子被困在陈蔡之间，一连七天没有生火做饭，太公任去慰问他，说：“你快饿死了吧？”
孔子称是，太公任又问：“你不想死吧？”
孔子再次称是，太公任便教了孔子一个不死之道：“东海有一种鸟，叫作意怠。
意怠飞得很慢，好像没有气力的样子，飞行之时成群结队，栖止之时夹在众鸟之间，‘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吃饭一定吃别的鸟剩下的，所以它在行列里不受排斥，外人也伤不到它。
‘直树先伐，甘井先竭’，你就是这么给自己招灾惹祸的……”
孔子听了劝，于是辞别了朋友，离开了学生，跑到旷野里去，穿的是粗布衣服，吃的是野果，走进兽群而野兽不惊，走进鸟群而鸟儿不飞。
鸟兽都不嫌恶他，何况人呢？（《庄子·外篇·山木》）
太公任所谓的“不死之道”
其实是“不横死之道”
，不惊鸟兽的说法则会让人想起《庄子·外篇·马蹄》所谓的至德之世：人民纯真质朴，与鸟兽同群，“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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