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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至德之世有可能真实存在，《淮南子·说林》就说西方有个倮国，鸟兽全不避人，因为人的习性和鸟兽一样。
但是这个意境放在至德之世和倮国里虽然令人向往，经太公任对孔子一说却显得有几分窝囊。
毕竟已经是文明社会了，不要说孔子，我们看看身边那些热心学习庄子的人，能学到这般田地的人肯定少之又少。
尤其是意怠这个榜样，实在不像大丈夫所为，那些有头脑、有气节的人自然不会看得上它。
“枪打出头鸟”
当然在理，王夫之对历史做过一点统计，说陈胜、吴广败死而后秦朝灭亡，刘崇、翟义、刘快败死而后王莽灭亡，徐寿辉、韩山童败死而后元朝灭亡，可见犯天下之险而率先举事的人没有不自己先送命的。
——这似乎支持了意怠主义，但王夫之接着评论说：在这些举事者当中，陈胜、吴广、杨玄感等人都不是甘心犯难以死而唤醒天下，只是怀着侥幸之心罢了，但刘崇、翟义和刘快不同，他们是不忍于国难，这才奋不顾身地和王莽战斗的。
尤其是翟义，可以逃生却甘愿赴死，堪称烈士，虽然智力比不上张良，但勇气数倍过之。
（《读通鉴论》卷五）
义之所在，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儒家的理想人格，相比之下，意怠主义自然显得灰溜溜的，况且意怠主义就真够安全吗？
答案是：不一定安全。
所谓吃饭一定吃别的鸟剩下的，这话隐含的前提是：食物是充足的，大家吃完之后还会剩下我的一份，而事实是在许多时候都不是这样。
谚语有“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是告诫人们晚起的鸟儿会饿肚子。
在一切为零和博弈的情况下，落后于人就意味着一无所得。
从历史上看，王夫之把翟义和张良相比，张良似乎就是个擅长保命全身的相当于意怠的人。
司马光评价张良，说他深得明哲保身之道，但王夫之不这么看，说张良为刘邦做事，坦承自己的志向就是为韩国复仇，讲得光明磊落，不怕刘邦猜忌。
他当真是个忠臣孝子，把功名利禄视为浮云。
刘邦也看出他心地纯洁，所以主动请他教育太子，并没有因为他“不够忠心”
而起加害之念。
再说，张良就算不幸遭到了猜忌，也不会口是心非地保全自己，坦然赴死也就是了。
可我们再看看谢灵运，心中不忘故主，却隐而不发，曲意逢迎，以此为避害全生之计，反落得身死名辱。
他自诩“本是江海人，忠义感君子”
，谁信他呢？（《读通鉴论》卷二）
张良和谢灵运的问题，就是一个“要结果还是要原则”
的问题。
一个标准的儒家知识分子是以原则为准则的，如王夫之所谓“事不求可，功不求成，自靖以听天，而不假枉寻以直尺”
，这与“孔子”
对叶公子高的建议异曲同工。
所以在王夫之看来，像杨涟、左光斗这样的忠臣义士为了弹劾宦官魏忠贤而走宦官王安的门路，这就是没处理好儒家的经权关系。
（《读通鉴论》卷七）
应该怎么做呢？比如我的原则就是不说假话，那我就照实把这个原则实践下去，不管奸臣会不会因此而陷害我，不管皇帝会不会因此而杀掉我；意怠主义却是以结果为准则的，原则也好，方法也罢，都是为一个最终结果服务的。
如果意怠主义升级，那就是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社会越乱，混得好的往往是后一种人，这就是社会机制对人群的自然淘汰。
如果淘汰意味着死亡的话，那么，根据上文提到过的托马斯·鲍查德等人对同卵双胞胎的研究，一些值得我们尊重的性格也许就会随着基因一起日渐消亡。
是的，讲原则往往意味着不讲生活，意怠主义又常会流于寡廉鲜耻，到底何去何从呢？
两个极端也许都不太好，最好折中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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