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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邪？亡乎彼。
方将踌躇，方将四顾，何暇至乎人贵人贱哉！”
仲尼闻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说，美人不得滥，盗人不得劫，伏戏、黄帝不得友。
死生亦大矣，而无变乎己，况爵禄乎！
若然者，其神经乎大山而无介，入乎渊泉而不濡，处卑细而不惫，充满天地，既以与人，己愈有。”
（《庄子·外篇·田子方》）
大意是说，肩吾问孙叔敖说：“你三次做令尹而不感到荣耀，三次罢官也没有忧色。
一开始我还不信，现在看你眉宇之间怡然自适，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孙叔敖说：“我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觉得官职之来是我不能推却的，官职之去是我不能阻止的，既然得与失都不关我的事，我为什么要有忧色呢？不知道贵与贱是在令尹这个官职呢，还是在我自己呢？如果是在令尹这个官职，那就和我无关；如果是在我本身，那就和令尹这个官职无关。
我正怡怡然踌躇四顾，哪在乎世人心中的贵贱呢。”
孔子听说之后很是感慨，说道：“古之真人，智者没法游说他，美人没法勾引他，强盗没法打劫他，伏羲、黄帝没法和他交朋友。
连死生这么大的事都不能影响到他，何况区区爵禄呢？像这样的人，他的‘神’充满天地，穿越大山而不受阻碍，踏入深渊而不被淹没，处在卑微的境地而不倦怠，给别人的越多，自己反而得到的越多。”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在这里提出了他的理想人格：“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说，美人不得滥，盗人不得劫，伏戏、黄帝不得友。”
我们不妨以之参照孟子的理想人格：“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虽然这两者看上去如出一辙，其根基却完全相反，前者是“虚舟”
的心态，主观性已经降到最低，后者则充斥着浓烈的主观色彩。
换句话说，前者以方法论为原则，“虚舟”
也好，“至人用心若镜”
也好，都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东西，本身没有任何价值立场；后者则是以价值立场为原则，首先确立了自我的道德意义。
普通人比较容易接受孟子的方式，比如我们评价岳飞和秦桧，很容易找到道德标准，但评价孙叔敖呢，我们就很难说他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
换个角度来看，孙叔敖这个榜样正是历代在官场上摸爬滚打的人最想学的，只不过太多的人都不是想学这份淡泊本身，而是想靠这种淡定的心态在官场上坐得更稳、爬得更高。
就像我们今天的常识，所谓平常心往往只是一种途径，而不是目的，修炼平常心是为了让自己不平常。
孙叔敖的故事不能尽以寓言视之，《史记·循吏列传》也记载过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不喜不忧的理由和《庄子》不同，是说孙叔敖“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似乎是一个自信心爆棚的人。
而在庄子看来，孙叔敖做官与罢官都和他自己没有任何关系，这都是“命”
，该来的拦不住，该去的留不住，是以“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纵然几次大起大落，情绪一点不受影响，近乎古之真人的境界，值得效法。
所谓“祸福生于得失，人灾由于爱恶”
（《庄子》佚文），如果没有了得失之心、爱恶之情，也就没有祸福与人灾了。
得官而不喜，失官而不忧，因为看破了得失由命不由人。
这时候可不能讲什么“齐物”
了，一定要分清什么我，什么是物。
——《庄子·杂篇·让王》讲了列子的一则故事，说列子不得志，一脸菜色，有人向郑国宰相子阳说：“列子是个高人，在你们郑国却困窘不堪，难道你不重视人才吗？”
子阳接受意见，派人给列子家送粮食，列子却推辞不受。
列子的妻子很不高兴，列子向她解释说：“宰相并不是因为了解我才送我粮食的。
他今天能因为别人的话而送我粮食，明天也能因为别人的话而加罪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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