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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训示，令隋文帝为之大怒。
开皇十八年六月丙寅（二十七日），隋文帝下诏黜高丽王元官爵，大兴问罪之师，命汉王杨谅为元帅，高颍为元帅长史，总领水陆两路三十万大军征讨高句丽。
由于准备不足，王师不振，损失惨重，而高元亦“惶惧”
，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
。
隋文帝于是罢兵，恢复对高元的册封，高句丽也恢复了对隋的朝贡。
隋文帝征辽虽事起仓促，宰相高颊等曾“固谏”
，但隋还是曾联络高句丽南面的百济国。
百济王昌“遣使奉表，请为军导”
。
但战事很快结束，隋文帝下诏给王昌：“往岁为高丽不供职贡，无人臣礼，故命将讨之。
高元君臣恐惧，畏服归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
隋与百济国陆上不接壤，关系处理得好一些，平陈之役，隋有一艘战船漂至海东聃牟罗国（今济州岛），被送到百济，百济王昌资送他们回国，并遣使奉表祝贺隋平陈，受到隋文帝褒扬，其情形与高句丽正好相反。
但高句丽得知百济与隋的这些交往，即“以兵侵略其境”
。
开皇二十年（600）正月辛酉（初一），突厥、高丽、契丹并遣使贡方物，时契丹别部又背突厥降于隋，隋文帝“悉令给粮还本，敕突厥抚纳之”
，这表明隋文帝对边境四夷的政策始终还是安境保民。
隋炀帝即位后，国家殷富强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唯独有刘炫以为辽东不可伐，作《抚夷论》以讽，已是绝无仅有的少数派。
隋文帝晚年和隋炀帝大业初年何以朝野皆以辽东为意：从地缘政治学来看，高句丽立国四五百年，在东北亚局部地区建立了霸权，百济、新罗不能抗衡，倭国的干涉也被击退，靺鞨、室韦俯首称臣，契丹虽叛附不一，亦不能兴风作浪，特别是高句丽西联突厥，又曾南结陈朝，在东北边境出现了俯瞰中华的形势，一旦中原有变，真可谓“狼顾燕垂”
，虎视眈眈。
所以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在塞外启民可汗帐见到高句丽使者，即引起了警觉。
到隋炀帝即位后，攻灭高句丽遂成为当时的共识，所以裴矩说：“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别为异域”
。
孰不可忍。
而当大业全盛之时，“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貊之乡乎”
。
对此，隋炀帝表示赞同，正如他对处罗可汗所言：“譬如天上只有一个日照临，莫不宁帖；若有两三个日，万物何以得安?”
隋绝不能容忍比邻高句丽，隋出兵征讨高句丽，在封建时代是事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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