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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毅然裁兵，这也是一个原因。
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
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
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500万两。
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立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分钱。
裁兵经费筹妥了，裁兵办法拟好了，只等胜利的到来。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攻下南京，取得胜利，七月上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问，首先裁去1.5万人，随后也略有裁遣。
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以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
实际上并未大裁特裁，清廷如果逼得太急了。
曾国藩的手下有的是兵，要蛮干，大家蛮干，要曾国藩做年羹尧，他是不干的。
但是，军可裁，官不可不做，曾国藩在领兵作战时，一再请求回家为父母服丧终制，而战事终了后，何以从不提及此事，这点仍和他的忧畏有关。
曾国藩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
曾国藩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征疆场，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藏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情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老，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
但如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忽然为一群图谋不逞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所自处，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臣之道。
如果清政府怀有过人的恐惧，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柄，一方面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决不轻言去留，这无疑正是使清政府绝对感觉放心的最好办法。
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
至此，我们当然要相信曾国藩之功成不居与远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贯作风了。
曾国藩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
这确是帝王专制时代的残酷现实。
所以曾国藩大刀阔斧裁撤湘军，高官却仍然要做，这也是消除清廷疑忌的一种手段。
咸丰帝曾经仰天长叹：“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
当时还只是刚刚光复武汉，洪秀全刚走下坡路不久，而曾国藩的影响力也还没有光复金陵时那样如日中天。
看来曾国藩防危虑败，制之机先的艺术，的确非常人所能及。
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俗语有“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之说，无非是表明人们对名声的重视。
大多数人都有功名之心，也正是因为功名之心，人们才会拼搏奋斗，不惜为取得功名做出巨大的牺牲，甚至失去生命。
1.以古人为鉴，检点自身
曾国藩遍读古书，深谙锋芒毕露招祸患的道理。
他常以古人为鉴，检点自身，生怕自己因为露出锋芒而遭忌受挫。
隋代的薛道衡，天资聪颖，十来岁便能够将《左氏春秋传》烂熟于心，并能够讲给别人听。
隋文帝在位时，薛道衡因出类拔萃而在朝廷任内史侍郎。
文帝驾崩后，炀帝即位。
炀帝很是自负，他自认为文才很高，无人可以居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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