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炀帝时，薛道衡先在潘州任刺史，后被召至京城，在宫廷内做事。
他作有《高祖颂》，其文辞自然超群，炀帝阅后，心生怨恨，妒其才。
御史大夫火上浇油，在炀帝面前搬弄是非，说薛道衡自认为才华横溢，没有人可以超过他，尽管有人指责他，他仍然我行我素，不把炀帝放在眼里。
炀帝本来就对薛道衡不满，于是随便找了个借口就将其绞死了。
虽天下人都为薛道衡鸣不平，但那又如何？封建王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如果薛道衡不露锋芒，就不会引起炀帝嫉恨，也就不会招来杀身之祸。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土出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有才，并不意味着能仕途通达，它需要有德来约束。
这里的德，乃是指掩盖锋芒的自制力。
关于才德，曾国藩有自己的看法，他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
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
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
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
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立之，则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
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
曾国藩的见解颇为独到，洞察了德与才的相互关系。
他认为，有才无德，便会恃才傲物，目中无人，最终会自食恶果。
曾国藩对才德的深刻见解，是吃了很多苦头后才体味出来的。
2.前半生锋芒毕露遭人妒
曾国藩的前半生，处处锋芒毕露，因此处处遭人忌妒，受人暗算，连咸丰皇帝也不信任他。
1857年2月，他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清朝廷给了他三个月的假，令他假满后回江西带兵作战。
但三个月后曾国藩却伸手要权，遭到了皇帝的拒绝。
同时各方舆论认为此次曾国藩离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对他发出种种指责与非议。
对于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可以接受，如吴敏树致书曾国藩谈到“曾公本以母丧在籍，被朝命与办湖南防堵，遂与募勇起事。
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
今贼未平，军来少息，犹望终制，盖其心态有不能安者。
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讹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官衔政被旨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
吴敢把一层窗纸戳破，说曾国藩本应在家守孝，却出山，是“有为而为”
，上给朝廷的奏折有时不写自己的官衔，这是存心“要权”
。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
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世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生活中，曾国藩也尽量做到不露锋芒，将才华深藏。
他曾说过：“吾平生短于才，爱者或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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