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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的《民航管理法》推波助澜，它规定，对于任何设在美国的航空公司，拥有投票权的股票最多只能有25%由外国人掌握。
这意味着75%的股票必须受美国公民“实际控制”
，美国交通部告诉我们，维珍必须调整这家新公司的结构。
我们试图遵守这些规定，但我不知道前面还会有没完没了的问题挡住我们的去路。
在被法律论辩拖了两年后，2006年，我最终邀请三角洲航空公司前总裁弗雷德·里德经营这家新航空公司，一家美国公司VAIPartners将控制它，持有75%的股本，指定董事会中三分之二拥有投票权的成员。
我们将维珍美国航空公司从维珍大西洋以及我们的其他所有航空公司——包括维珍银河公司——以及共享维珍品牌名称的任何公司中独立出来。
除了订购飞机，我们还预算投入2亿美元，用于在美国做启动营销，又将运营总部从纽约迁至旧金山，我想，我们终于步入正轨，准备起飞了。
然而，我已经答应担任这家航空公司的形象代言人。
我准备好出去为它宣传，这是我在所有维珍公司的一贯做法。
或许我的形象太引人注目了，我们受到工会以及美国所有主要航空公司的强烈反对：大陆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等等！
由于这些保护主义者的反对，我们的交通部许可证被压了几个月，而我们面对这步步障碍，想尽办法答应他们的苛刻要求。
尽管管理维珍美国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主要由美国公民组成，反对者却声称这只是策略，说掌管公司的仍然是我。
随着日子一天天从2005年拖到2006年，我们被告知：“维珍美国公司对质询的回应不足以证明这家航空公司属于‘美国公民’。”
我们的反对者催促交通部要求我们提供额外的文件。
但不管我们怎样努力，似乎都难以满足他们的要求。
于是我们计划再次调整这家航空公司结构，让一家获得交通部批准的信托公司持有那些拥有投票权的股票，在8个人组成的董事会中，只有两个维珍集团的董事。
除了取消维珍集团的否决权和同意权，维珍美国公司还说要从董事会除去我的名字，甚至可能完全放弃维珍的商标。
然后，新董事会宣布，“如果交通部认为有必要”
，他们就准备取消弗雷德·里德的首席执行官职务。
到这时候，我已经退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尽管作为持股人，我一直了解公司的进展。
我很高兴民众群情激昂，支持维珍美国公司。
加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旧金山市市长加文·纽瑟姆和希拉里·克林顿全都指出，这家新航空公司将在第一年的服务中创造1000个新工作岗位（据估计，到第5年时，这个数字将上升到5万）。
甚至旧金山“巨人队”
也出来支持维珍。
不过，最令人吃惊的是5万封寄给参议院和交通部、对我们表示支持的信。
多达2.5万美国人在一封支持我们的请愿书上签名，有人甚至建立了一个网站.letVAfly.，供人们查看相关新闻。
店铺里还出售一些印着口号“让维珍飞”
的T恤衫和杯子。
我认为，民众意识到维珍美国公司会降低机票价格，提高飞行质量。
事实上，坎贝尔·希尔航空集团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允许维珍美国公司的飞机在2006年开始飞行，单单是那一年，它就会让美国消费者节省7.86亿美元以上，平均每趟飞行节省88美元。
这也会给大部分——就算不是全部——新市场带来折扣。
问题出在反对派身上。
正如弗雷德所言：“在航空公司守旧派眼中，我们是所有人的噩梦。
他们想把一家强大的新航空公司扼杀在摇篮里。
或许，他们应该注意聆听消费者们对其服务水平所做的评价。”
我们的一切努力似乎都无济于事，到2006年年底，维珍美国公司仍然搁浅。
有传言说，只有当美国获得进入希思罗和其他欧洲机场的“开放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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