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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个人”
—“诗”
（文学）
“诗”
（文学）成为最后的落脚点。
在鲁迅起而发言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方传统价值都在衰微之中，各自系统内自发的价值怀疑与重估正在发生，当青年鲁迅放眼四顾的时候，实际上很难找到现成的资源。
中西方现有的宗教与道德说教业已僵化，而近代知识话语是一种确定性和规范化的话语，无法承担激活被质化的“心”
的使命。
“诗”
（文学），终于在这样的期待视野中出现，作为一种话语，“诗”
（文学）与其他确定性、肯定性与规范性的话语不同，它是不确定性的、否定性的，因而也是具有超越性的，能直达“人生诚理”
[9]，揭示被遮蔽的存在，沟通痛感，激活人心，召唤主体，因而具有“撄人心”
的独特力量。
因而，从《人之历史》开始的对进化之“能”
的寻找，到《摩罗诗力说》，终于转为对“心声”
、“新声”
和“摩罗诗力”
的呼唤。
《摩罗诗力说》对“文学”
的“不用之用”
的讨论虽未展开，但隐含着对文学独特功能的强调。
鲁迅首先将文学与“史乘”
“工商”
“格言”
“卒业之券”
这些知识性、应用性话语相比较，展现文学的“无用”
性，在承认其“无用”
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追问文学之“用”
，也就是通过否定知识与应用层面的有用性，来确立文学的“不用之用”
。
[10]“不用之用”
暗含了这样的指向：只有在前面那些“用”
都失效之后，后面那个“用”
才显现出来，只有当你发现前面那些“用”
“无用”
之后，才会发现文学之“用”
。
鲁迅明确地将文学的“不用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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