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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必读书到必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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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2月21日的《京报副刊》上，有一篇鲁迅先生对“青年必读书”
征求意见的答复。
其中有这样两句话：“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
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
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已是距今七十年前的往事了。
或许如他的一篇《小杂感》里面说的那样：“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
，一石击起千层浪，他的这篇《京报副刊》上的答复，随即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论战。
说到底，还是几年前那场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的延续。
其实持非议观点的人，对先生所以愤激而极端的看法，并未完全理解。
因为“五四”
以后的文学革命，很难突破与旧体制、旧思想、旧传统、旧观念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言文，也就是古文的障碍，更遭受到那些曾经阔气和正在阔气的复古主义者的强烈抵制。
因此，在文言文占绝对优势的时候，鲁迅先生才大声疾呼：“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个抱着古文而死掉，一个舍掉古文而生存。”
这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
所以，他本着“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
的一贯精神，对这张报纸提出来的“青年必读书”
的问题，作出了这样一个矫枉过正的回答。
鲁迅先生发出来的声音，对在全国范围内占垄断地位的古文提出挑战，是具有警醒意义的行为。
我生于1930年的上海，等我进小学和上中学的时候，新文学运动已经波澜壮阔，至少在大城市里，在实施现代教育制度的学校里，古文基本上退出了文字的流通领域。
以白话文写作的作家，如鲁迅、胡适、郭沫若、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冰心、丁玲，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因此，我记不得小学的语文课本里，有唐诗、宋词；也记不得中学的语文课本里，有韩、柳、欧、苏的文章。
在白话文逐渐全方位进入文化领域的那时，即使选录一些古典文学的作品，大概也是为数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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