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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塞瓦雷德说：“他就喜欢英国人的这些特点，从容不迫、无所畏惧、喜怒不形于色。”
尽管轰炸造成巨大破坏，多数伦敦市民却展现出顽强决心，拼尽全力保持正常的生活，以此向希特勒表示最大的蔑视。
每天清晨，伦敦数以百万的人从庇护所或地下室走出，火车和地铁运行已完全打乱，人们搭便车，甚至步行十几英里，仍然照常上班工作。
由于需要绕开倒塌的建筑、无路可通的街道和未爆的炸弹，通勤时间可能需要几个小时。
一次异常猛烈的轰炸过后，本·罗伯逊注意到凯莱奇酒店的员工“个个眼睛通红，疲惫不堪，但大家都在岗位上”
。
领班的家昨晚被炸塌了，但他仍准时上班；给罗伯逊打扫房间的女佣“昨晚被困在地下室里三个钟头”
，另一名女佣告诉罗伯逊：“三个钟头！
今早，她正常来上班了。”
尽管大轰炸带来恐惧、伤痛和破坏，但很多人认为，在那个特殊时期，伦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精神饱满、斗志昂扬。
死亡的威胁进一步提升了生存的愉悦。
“在街上行走时……你会发现遇到的每个人都充满生机和活力”
，昆汀·雷诺兹在日记中写道。
本·罗伯逊也说：“危机中的伦敦重新认识了自己；焕发出从未有过的蓬勃生机……黎明时分，人们走向街头，感觉自己正在为拯救世界贡献力量。”
起初，那些回国或前往中立国作短暂休整的美国记者们带着迫切心情逃离这无情的恐惧。
然而，抵达目的地后不久，他们就期盼着早日返回伦敦，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和当地人有着格格不入的疏离感，那里的人们不了解在战场上生活是怎样的滋味。
罗伯逊曾在中立的爱尔兰住过几天，他的经历颇具典型意义，“从伦敦抵达都柏林的那一刻，我感觉如同来到天堂一般，战争带来的压力一扫而空，到处灯火通明，轻松愉快，逍遥自在，突然间觉得自己放松了”
。
但是，接下来他又说道，很快就“觉得心神不宁，美好生活实在让人焦躁不安。
当远离伦敦……我反倒无比担心，担心伦敦，担心那里认识的每个人”
。
那些离开后再未回到伦敦的记者们则有着深深的失落感。
10月中旬，精疲力竭、病体缠身的埃里克·塞瓦雷德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调回华盛顿。
四个月前，当法国沦陷时，这位来自明尼苏达州、年仅27岁的美国记者带着愤愤不平的心情抵达英国，和很多美国人一样，他对英国文化不以为然，不喜欢英国“古板的贵妇人、职业军官、高级公务员们”
，认为他们傲慢、优越感十足的做派令人内心不快。
看到自命不凡的法国军队迅速溃败，他开始怀疑自负的英国岛民是否有能力抵挡住希特勒的攻势。
回到美国后，塞瓦雷德大肆宣传援助英国的重要性，留在伦敦的美国记者也在奋力进行亲英宣传。
充分认识到默罗和其他记者对美国公众的影响力，白厅官员全力利用记者对英国的同情和认同感。
1940年5月，罗纳德·特里加入信息部，他写道：“他们非常友好，只要我们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他们总会朝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进行报道。”
一些美国记者，包括默罗在内，同意在英国专门为美国人拍摄的新闻纪录片中担任旁白，这些纪录片强调英国人对德国进攻的坚决抵抗。
最有名的一部电影是《伦敦，坚持到底！
》。
这部10分钟的短片介绍了伦敦市民如何应对德国大轰炸，昆汀·雷诺兹担任旁白。
起初，信息部建议由伦敦《时代与生活杂志》记者玛丽·韦尔什（MaryWelsh，后来成为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妻子）负责解说。
然而，电影导演哈里·瓦特不喜欢使用女声旁白，这才选择了昆汀·雷诺兹。
然而，在和《科里尔杂志》的昆汀·雷诺兹打交道时，制片公司却颇费了一番周折。
尽管雷诺兹在世界其他地方做过多次战地报道，也证实了自己不乏勇气，但他却坚持在萨伏伊酒店地下室的美国酒吧里报道德国的夜间空袭，后来，他也承认自己“痛恨且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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