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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伏伊酒店不仅是伦敦最好的酒店之一，还有全伦敦最奢侈、最深的防空庇护所。
在地下河景房里，厚重的窗帘和舞厅乐队将外面连续不断的炮火声隔离开来。
穿过酒店旋转玻璃门，人们就暂时远离了战争的残酷摧残，来到“与纽约高级酒店相媲美的奢华、亮丽和涌动的人潮”
，专栏记者厄尼·派尔（ErniePyle）写道。
“前台接待都穿晚礼服，男侍应生着灰色制服，电梯操作员则穿着硬翻领外套，”
一名战时的酒店住客说，“住到萨伏伊酒店后，你很难意识到自己还身处战争之中。”
酒店里面的美国酒吧成为美国新闻记者最爱光顾的地方，信息部官员道格拉斯·威廉姆斯（DouglasWilliams）就把为美国听众做的《夜间简报》栏目放到了酒吧里，他一手端着鸡尾酒杯，嘴里滔滔不绝地播送简报。
尽管默罗有时也到萨伏伊酒店喝酒或用餐，但他并未随大流把家搬过去。
他和珍妮特仍旧住在哈勒姆大街上的公寓楼里，除了他们夫妇和另一个租客外，其他人都已搬离。
他们旁边的建筑物，包括广播大楼附近考究的摄政时期别墅和小巧的公寓楼，都是德国空袭的主要目标，尽管默罗所住的公寓楼从未被击中过，但旁边的很多建筑和商店都已被夷为平地。
英国广播公司附近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空袭之初就吃过炸弹，搬家后又再次被轰炸。
比起他的大部分同行，默罗在伦敦居住的时间更长，也更加了解和热爱这座城市。
当德国空袭、炸弹倾泻而下时，他更愿意在外面奔走，而不是泡在宾馆酒吧，或者去采访国会议员和白厅官员。
的确，他也报道政府活动，但更多时候，他还是无法控制走向街头的冲动。
在轰炸最厉害的日子里，他通常奔走在伦敦街头，了解伦敦市民的际遇。
英国广播公司的朋友们把默罗叫作“来自地狱的信使”
，他衣冠不整，身上布满灰尘，“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每天晚上都回到广播大楼向大家讲述在外面的所见所闻，然后再把这一切告诉美国的听众们。
一次广播中，默罗描述救援人员如何弯腰穿行在被炸弹击中的房屋残骸里，轻手轻脚地抬起的那些软软的身体，就像“破损的、被抛弃的、落满灰尘的玩具娃娃一样”
。
还有一次，他来到伦敦地铁站下面一处临时防空庇护所，随后在广播中讲道，“寒冷的、令人窒息的雾气渗进庇护所”
，访问结束后，他爬上楼梯，走到“潮湿的夜里，身后是人们连串的咳嗽声”
。
在另一次报道时，他给听众介绍了一个战斗中的伦敦高射炮连，“他们穿着衬衫，笑骂着将炮弹推进炮膛。
负责侦察敌机的战士坐在倾斜的炮架上，缓慢转动着炮身。
炮身上的夜视镜就像身材肥硕的猫头鹰的眼睛，在高射炮炮口喷出的橙蓝色焰火中熠熠发光”
。
对自己在广播中提到的伦敦人，默罗始终钦佩不已。
尽管他津津乐道于结识权贵阶层，却对首当其冲承受大轰炸的英国中产阶级和工人阶层备感亲切。
“他们是住在小房子里的小人物，既没有制服，也没有矫饰的勇气”
，然而，他们却“异常勇敢、坚强、审慎”
。
在伦敦空战中，冲在前线的士兵不是来自伦敦西区权贵人家的公子哥，而是消防员、看门人、医生、护士、牧师、电话修理工和其他工人，他们每夜冒着生命危险救助伤员、搬离尸体，让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恢复正常运作。
在广播里，默罗不停地关注这些“无名英雄”
，炸弹在身旁落下，而他们从未放弃工作：“面目漆黑、满眼血丝的男人在灭火，女人怀里揽着方向盘，开着笨重的救护车，警察守护在未引爆的炸弹旁。”
在那些恐怖日子里，伦敦人表现出来的镇定、刚毅和讽刺性的幽默给默罗和他的美国同行们留下深刻印象。
他乐此不疲地给朋友们讲：一个伦敦居民曾问过他，纳粹德国空军空袭时的飞行高度是多少？他说：“你认为我们真的勇敢吗，还是缺乏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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