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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该两段奏折，可知该二员县丞移驻县城之外均是因距离县治遥远，纳粮、听讼均有不便的缘故。
这不仅仅是平潭、罗溪县丞所独有的，而是这十四名县丞共有的缘由。
据笔者绘制的“福建内地分征县丞分布图”
，可以明显看出县丞驻地距离县治大多窎远，尤以周墩、华封、峰市、平海、大湖、迪口、仁寿等最为明显，此外如平潭（嘉庆二年县丞移驻南日澳）、金门县丞均设于海岛中，营前县丞与闽县中隔闽江江口相望，均属不便辖制之区。
更为明显的特点是分征县丞大多处在府与府交界或沿海地带，永和里、峰市县丞更是处于闽浙、闽粤交界，这些地区往往是管理最为薄弱地带。
福建分征县丞的产生除了因地理形势而导致的纳粮不便等情况外，还与福建乡族丁多势大，“武曲乡里”
，抗粮抗诉有关。
明清时期福建械斗之风尤炽，以漳、泉等地最著。
乡族组织的发展及军事化，更使得械斗规模不断扩大，成为清代福建基层治理一大隐患[8]。
郑振满认为“清代闽南乡族械斗的盛行，反映了官方统治能力日益削弱”
[9]。
乡族势力的崛起，势必对政府赋税的征收与在基层社会的统治权威构成一种威胁。
雍正年间高其倬就奏称“福建丛山叠海，形势险要，人情愚悍，向来藏奸伏莽，屡有其事”
，而大姓“恃众，彼此械斗及倚恃山深迳险，抗粮抗讼者不乏”
[10]。
福建观风整俗使刘师恕对延平、建宁二府的印象颇不佳，虽然他听闻“此二府在闽省中尚属淳朴”
，然而细加访察后却大失所望，“建宁府属之建阳县、延平府属之顺昌县地方辽阔，其僻远村落率多抗粮，不服追比，且有潜匿为匪之事”
，“此二府素称淳朴，犹且如此，其它可知矣”
[11]。
署理福建总督史贻直也称:“国赋出于钱粮，岂容民间任意拖欠。
无如闽省百姓最刁，其僻处乡村者，往往征纳钱粮，非县令亲往催收，不肯即行完纳。
盖恃其住居窎远，族大丁多，差役既不敢只身催取，而县令之阊茸者又不上紧严催，以致抗粮不纳”
[12]。
清代福建本身就是一个缺粮省份，到雍正三年，福建所征钱粮仅仅够本省使用而已，明为国课，实为省征[13]。
再加上福建严峻的治安状况，乾隆十八年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在题请将八员分征县丞改为拣选题补之缺时就称该八缺“离县自一百余里至二百里不等，或山深地僻，顽梗难除，或族大丁强，犷悍未化，词讼则抗拘藐法，钱粮则积欠不清”
[14]。
州县衙门势必要投入更多的行政资源来进行钱粮征收，也就产生了移驻县丞划分辖区分理钱粮的需要。
图13福建内地分征县丞分布图
分征县丞“分割都鄙”
，从而在县下形成了两个赋税征收区:一个是知县直接经理区;一个是县丞经理区。
这十四员分征县丞所辖都鄙分别是:
福清全县共六隅、三十六里、十六都，一百一十二图。
析海坛上下山十二甲及隔水岛屿隶平潭县丞管辖[15]。
闽县全县四坊、三十六里，统图一百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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