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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彻底的反面教材，从各个层面加固大唐的“仁政”
堤坝，防止任何类似的奴役经济滋生。
这体现了他一贯的治国理念。
开元年间，李隆基在最初的惊愕后，再次选择了逃避和享乐主义的解读。
“托克索……阿哈……”
李隆基摇摇头，对怀中的杨玉环道，“蛮夷就是蛮夷，行事如此粗鄙残暴，毫无人君气度。
想我大唐，万国来朝，百姓安乐，哪有这等事情？朕与贵妃，只需享受这太平盛世便好。
高力士，今日的乐舞可准备好了？朕要与贵妃共赏。”
杨玉环柔声应和：“三郎是真命天子，自有天佑，那些化外之地的惨事，与咱们何干？”
李隆基点点头，努力将“阿哈”
的惨状驱出脑海。
他依然认为那是另一个野蛮世界的故事，与他的“开元盛世”
无关。
他更关心眼前的享乐，用更华丽的声色来麻痹自己。
只是，那对“胡人”
野蛮本性的认知，又加深了一层，对安禄山等胡将的潜在信任，或许又少了一分，尽管这影响微乎其微。
大宋，汴京。
宋徽宗赵佶的反应是极度的厌恶和对自身文化优越感的再次确认。
“腌臜！
腌臜！”
赵佶用熏了香的丝帕连连扇风，仿佛光幕的文字带着腥膻之气，“这金人行事，果然与禽兽无异！
竟将人如同牲畜般圈养役使，随意打杀，简直有辱斯文，有违天和！
想我华夏，礼义之邦，仁爱为本，便是对待奴婢，亦有法度人情，岂能如此？”
他完全将“托克索”
视为金人（清虏）特有的、极其低劣野蛮的风俗，是自己高雅文明的对立面。
这种认知进一步加强了他的文明优越感和对“蛮夷”
的鄙视。
他并未从中看到任何对自身统治的警示，反而觉得大宋的文明制度优越无比。
至于“联金灭辽”
可能引入“禽兽”
的隐患，他再次选择忽视。
而在黄州，苏轼的悲叹更加沉重，指向了制度的非人性本质。
“《礼记》云：‘苛政猛于虎’。
然则，这‘托克索’之制，又岂是‘苛政’二字可概？”
苏轼望着浩渺江水，神色悲悯，“苛政尚是‘政’，尚有上下之分，官民之别。
而这‘托克索’，则是主奴之分，是人与非人之别。
其将同类彻底物化，纳入一个以暴力和恐惧维持的生产体系，日日榨取其血肉，直至其形销骨立，油尽灯枯。
此非人间之政，实乃阿鼻地狱之景现于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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