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热天中文网】地址：https://www.rtzw.net
不过，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曾经是一座封建思想和官僚气息十分浓厚的学府，师生经常出入北京的“红灯区”
——八大胡同，私生活相当荒唐，他们打麻将，吸大烟，吃花酒，捧名角，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有钱的学生也跩得很，带着听差，上课铃响，听差就会恭恭敬敬地说：“请大人上课。”
1916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大力改革，除旧布新，使北京大学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
他主张学术民主，提倡百家争鸣，对新旧思想实行“兼收并蓄”
的办学方针。
一时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辜鸿铭、钱玄同、刘半农、杨昌济、刘师培等著名学者云集北京大学，可谓群星璀璨，北大也成为新思想、新文化孕育和传播的基地。
钱理群在《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指出：“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是从根本改变教育思想、明确大学性质入手的。
他在就任演说中，坚定地宣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同时，又建立评议会，实行教授治校。
这就从观念与组织上，根本摆脱了对国家官僚机构与政治的依附与控制，实现了教育（学术，思想，文化）的真正独立，也就是知识分子自身的独立。
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其目的正是要为知识分子提供自由而广阔的精神空间，将北大改造成为民间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
‘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者也’，在自由、宽松的人文环境中，创造新的校园文化，并以此影响社会。”
总之，到了2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是一个张扬个性的地方，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极具个性，令人叹服。
比如曾被北大教授胡适称作“老怪物”
的辜鸿铭，时任北大英文教授，本来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却对中国腐朽的缠足文化痴迷不已，而且还有一套堪称奇葩的理论，他说：“女人之美，美在小脚，小脚之妙，妙在其臭。
食品中有臭豆腐和臭蛋等，这种风味才勉强可与小脚比拟。
前代缠足，乃一大艺术发明，实非虚政，更非虐政。”
有一天，辜鸿铭在家烧黄纸，摆贡品，忙着祭祖，这时一位外国朋友来访，便嘲笑道：“你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食物吗？”
辜鸿铭眼一瞪，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的墓地摆放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吗？”
说得外国朋友哑口无言。
北大的学生也是极具个性的一群青年。
1919年5月，他们在北京掀起过“五四”
运动，1922年10月，在北大掀起过讲义费风潮，数十位学生联合起来，向校长蔡元培抗议讲义收费，弄得蔡元培差一点要辞掉校长之职，一批教授也准备辞去教职。
这年冬天，熊子真进入北京大学任教，正是讲义费风潮平息之后不久，北大的办学经费虽然不充足，但是，教师们的薪水并不低。
有资料表明：20年代初，陈独秀（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月收入共四百银元，胡适（文科教授兼任哲学研究室主任）月收入三百银元，李大钊（北大图书馆主任兼任政治系教授）月收入三百银元，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月收入都在二三百银元之间，周作人任北大教授兼国史编纂处主任，月薪二百四十银元，郁达夫在北京担任经济学讲师，月薪一百一十七银元。
作为讲师，熊子真的月薪是一百二十银元，比郁达夫要高一点。
当时，北京的四口之家，每月十二银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
按照《1918—1980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统计，20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需要一百三十二银元。
这样看来，当年的熊子真收入并不低，但是，他却过着极为简单的集体生活，与当时的北大学生陈亚三、黄艮庸、朱谦之、王显珠等人一起，同住在北京地安门吉安所。
这在当时是很令人费解的奇怪举动。
其实，当时的熊子真不在乎教职的高低，也不在乎收入的多少。
他曾经常对人说，他到北大主要不是为了教书，而是为了读书。
怪人教课，“旁门左道”
。
自从任教北大以后，校园里就一直流传着熊子真的有趣故事。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