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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
就是“服务”
。
奋力亲近神圣秩序，登上游戏大师的地位以及走出象牙塔，立志当一名家庭教师，都是在“为其服务的过程，赋我们生命以意义”
，都是在“自由游戏”
之中获得真正的人性。
黑塞在《遗稿》中这样表达了一个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对想象的自由游戏的看法：儿童游戏是拿最巨大的严肃性做游戏，音乐家的游戏恰如苦心经营为神性服役，而一切游戏都是没有野心，没有求胜意愿的本色生命行为。
显然，对生命的这种理解直接来源于席勒（1759—1805）。
在《审美教育书简》的第十五封信和第二十二封信中，席勒系统地阐发了人类本性的“游戏冲动”
。
就生命的本质而言，“在人的一切状态中，正是游戏而且只有游戏才使人成为完全的人，使人的双重天性一下子发挥出来”
。
同样，在成为游戏大师的艰辛奋斗过程中，科讷希特体验到了人的自由本质，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既为主人又是奴隶的双重天性。
就艺术创造而言，通过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最猥琐的对象，经过处理也必须使我们仍然有兴致从这个对象直接转向最严格的严肃，最严肃的题材，经过处理也必须使我们仍保持把它直接转调成最轻松的游戏的能力”
。
[3]而“玻璃球游戏”
正是用最严肃的题材开展最轻松的游戏，归根结底，游戏是一种精神形式，或者说是一种属灵的生命活动。
黑塞对于游戏与精神之间这种本质关联的反思，显然还受到了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1872—1945）《游戏的人：文化起源于游戏》一书的影响。
黑塞在写作《玻璃球游戏》的过程中，显然吸纳了赫伊津哈关于人类文化起源和精神形式之最高境界的思想。
按照这位荷兰历史学家的考察，从太古时代到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游戏无所不在，贯穿始终，渗透到文化的各个角落。
“游戏是一种意义隽永的形式”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作为人类文化一切价值的母体。
赫伊津哈断定：“倘若你一定要否认它（游戏）的存在，你几乎就可以否定一切抽象概念的存在：正义、美丽、真理、善良、精神、上帝。”
[4]游戏将远离伊甸园的人召唤到一种“属灵”
的精神活动中，去体验包罗万象、万有在神的境界。
《玻璃球游戏》引言描述了这种游戏的历史，同时又暗示着它的衰败：
玻璃球游戏是统合了我们文化中所有内容与价值的游戏……就好比管风琴需要由风琴师来负责演奏一样，玻璃球游戏玩家所演奏的这台管风琴，其完美程度几乎无法用常理来形容，它的键盘和踏
板可以俯瞰整个灵性宇宙……整个灵性宇宙囊括的所有内容，皆可由这台乐器复现。
如果要追问这么一种超越于逻辑与音乐之上的精神形式起源于何时，那基本上得不到确切的回答，因为精神永远存在，伟大的思想并无开端，游戏因此也纵贯古今。
难以查证的远古时代已经出现了它的灵见与预感；在毕达哥拉斯的著作里，在后期罗马文化中，在诺斯替教派的秘传教义里，在阿拉伯或者中国古代文化中，它都在不断地延伸着自己的踪迹。
在遗稿里，黑塞的玻璃球游戏大师还是一个隐名埋姓的孤独隐士，研修经院哲学与人文主义，与17、18世纪数学家孤魂相交，迷恋浪漫主义哲学和诺瓦利斯的梦幻文学，还演奏宇宙交响乐，追寻柏拉图、巴赫、莫扎特，企图促进心灵趋向于宇宙整体目标。
通过这种包罗万象、容纳宇宙的游戏，黑塞贯彻了浪漫主义诗学的纲领——绝对同一的智慧。
在诺瓦利斯那里，浪漫化就是“质的强化”
，即给卑微者以崇高的意义，给寻常事物以神秘的面孔，给已知者以未知者的庄重，给有限物以无限的表象。
（Novalis:60）在施莱格尔那里，浪漫的诗就是“渐进的宇宙诗篇”
，其使命在于融合一切分裂的艺术形式，把哲学、修辞、散文甚至科学融为一个生机盎然、活力无限的整体，浪漫诗“大至包罗万象的艺术体系，小到儿童吟唱的质朴歌谣里的叹息与亲昵”
。
[5]容纳万有、永恒生成、永无止境，是浪漫诗的真谛，显然也是玻璃球游戏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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