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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无功利、无对象的世界中游**，并获得快感，有点像西方现代派的“意识流”
。
但“意识流”
主要集中在写作，而清谈却需要与他人一起进行，而且必须让潜行的意识外化为语言，而且语言必须漂亮。
在这样的智力游戏中，一些模糊又飘逸的概念也有可能独立出来，获得智力论定，例如像当时一直搞不清的“无”
和“空”
这两个概念的差别。
清谈又建立了一个特定的社交圈子，就像后来法国的沙龙那样，构成了一群贵族知识分子的聚合。
这在非常讲究实用的中国社会中，具有独立和逆反的色彩。
但是，他们又洗去了政治色彩。
清谈的最大贡献，是大大提高了中华文化的“非实用智慧”
，这对今后哲学的推进至关重要。
当实用的羁绊被摆脱，思维就可以在抽象的天域里自由漫游了。
中国传统思维为什么缺少自由漫游的广度和深度？当代研究者往往以为是受制于政治，但是在我看来，更受制于实用。
丛治辰：“清谈”
这件事情好像后来名声很糟糕，大家总要说什么“清谈误国”
，但我觉得这是比喻的用法，意思是你们知识分子搞那些文化的东西都没有用。
救国靠的是实力，是武力。
这样说的人当然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候就有很多。
可是如果硬要说清谈误国的话，那什么不误国？写诗作词不误国吗？画花赏鸟不误国吗？文化发达的文明一定比野蛮的豺虎之邦要孱弱——军事上打不过人家。
所以，把误国的罪过推给清谈、推给文化是不公平的。
余秋雨：关于误国不误国的问题，在当时就出现了一些分歧。
有一次，王羲之和谢安有过交锋。
王羲之的想法是，做人还是要有所作为，不能老是空谈，他的目标是做治水的大禹。
而谢安则说，秦为什么亡得这么快，就是商鞅、李斯他们太有作为了。
谢安认为快速地推进自己的行政措施反而有可能误国。
我们记得，这是老子和庄子的思维。
王羲之想有所作为，但他的儿子王徽之却是个清谈的专家。
我想以他做例子来向你们介绍一下清谈具体进行的方式。
王徽之曾经做过桓冲的骑兵参军，桓冲问他在哪个部门工作，他说：“经常看到牵马的来，大概是马曹。”
桓冲又问他管了多少马，他回答说：“不问马。”
桓冲又问最近死了多少马，他答道：“未知生，焉知死？”
这种听起来莫名其妙的回答，其实都幽默地嵌着典故。
例如，回答说“不问马”
，源自《论语》中记载马厩失火，孔子退朝后问：伤了人吗？不问马。
至于回答“未知生，焉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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