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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我们生活在一个“诉求革命”
的社会，社会各个层面都对权利表达了特定的诉求，并且经由的是集体而非个人，这是一个以平等理念为基础的“新权贵的革命”
，它导致政府公共事务（健康、教育、社会救助以及环境）开支急剧增加。
这种诉求的迸发与后工业时代对服务业的强调是分不开的，不过服务部门生产率的增长也是最为缓慢的。
因此，“就吸纳劳动力而言，服务业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但这势必要拖累整个经济及生产率的增长。
此外，劳动力的这种转移也造成公共以及私人服务业的成本陡然上升”
[91]。
服务业的兴旺、成本的上升以及福利国家社会公共开支增加等，造成了源于生产率失衡的一种结构性的膨胀。
享乐主义和平等一样，它们以其“巨大的胃口”
加深了一种“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
危机，原因是“民主社会的诉求是民主社会的生产力无法满足的”
。
由于本文篇幅有限，不便就资本主义以及福利国家经济危机的本质加以讨论，即便简要回顾也实属不易。
在这里仅特别强调一下这种危机，它促使一个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思想最终还是接受了马克思的某种精辟分析，并依据客观矛盾（即便矛盾的是文化，而不是生产模式）、依据近乎必然的规律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再度分析，而正是在这些规律的作用下美国人丢掉自己在世界上的霸权，让美国在20世纪末变成一个“老朽的食利者”
。
这一切并非说笑，这一切都是手段，是一些把福利国家从金融危机中拯救出来的手段，它们矛头直指享乐主义以及平等文化，这一切让人不禁想到后工业社会是否即将走到尽头。
[92]实际上，贝尔是通过将经济与平等割裂开来的做法，来物化资本主义的这些对立，来否认有弹性的民主政体、革新以及辉煌历史的再现。
虽然在平等与效率之间有一种明显的紧张关系，但这并不足以证明二者之间就有矛盾。
那么，“矛盾”
或“相互脱节”
到底意味着什么？实际上，这种图式表达得很明确，对一个必然要衰落的体制而言，要么是该体制有一种结构性的危机，要么就是其中有一些深层次的摩擦，之前，对付这些摩擦可用的手段便是干预。
平等与功利难道水火不容吗？很明显，平等是一种弹性的价值观，这点可从有关薪酬与价格的经济术语中得到解读，另外还可依据政策选择对其加以调整。
而在另外一些场合，贝尔谈及平等时，认为它“在我们看来，是意义确切的政治优先”
[93]。
平等与效率并不矛盾，这点随处可见，但关于平等就是效率这点，它或是确切的，或是要随经济形式而定，而依据便是诉求的缓急及其所造成的压力，或是这样或那样关于平等的“政治”
。
但尤为要注意的是，在这里，民主在结构上被后置了，因为经济上的困境大得难以想象，轻则会导致社会匮乏，重则很简单，即社会破产。
平等不仅会造成功能失调，还会让政治与经济体制寸步难移，难以“理性化”
，难以创新，平等既是一个导致失衡的因素，同时也是历史创新的因素。
就这样，一些新的社会政策也变得难以捉摸起来，但主旨应当是重塑社会团结，而不是造就一个“最低限度的政府”
。
福利国家的难处在于它不能终结再分配的社会政策，至少在法国是如此，也许它只能终结僵化的或均质的平等，由此造成“体制的分裂，它既是保护那些贫苦卑微者的一种制度，也是保障最富裕者的一种手段”
[94]，如没有这样一些重大的风险与权利，平等也将会进入不平等分配、个性化、灵活的时代。
P.罗桑瓦隆（Rosanvallon）[95]有理由认为，福利国家现实中的危机，不仅意味着金融方面出现的困难，还意味着社会对国家的信仰产生全面动摇，因此他将危机看作对平等价值观的怀疑，但这点的确难以理喻，因为“如果福利国家全面陷入这样一种怀疑，那么作为一种价值观，平等还会有未来吗？”
[96]事实上，平等作为一种价值观并没有遭到质疑，减少不平等一直以来都是一种诉求，无论什么样的困难，都绝非质疑平等的借口。
虽有主张平等的官僚主义政治，但实际效果却不佳；虽有旨在减少不平等的各种补助，却呆板且效率低下；虽有名目繁多的津贴构成的统一的免费的补偿机制，但它却妨碍了再次分配，在“福利国家”
里，尤其在美国，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人们的不满情绪。
但这并不是说要消灭平等，而是要以更加灵活的手段、以集体最小的代价来实现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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