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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元史·赵复传》及明冯从吾《元儒考略》亦均取此说,似乎姚枢仅以个人保全性命、传衍宗脉劝说赵复北上,恐不尽然。
12世纪至13世纪前期,宋、金两个政权一直处于尖锐对峙状态。
严峻的民族危机不能不对南宋士人产生深刻影响。
南宋初年,著名理学家胡安国借作《春秋传》,大讲“谨于华夷之辨”
“重夷夏之大防”
的《春秋》“大义”
,并将华夷之辨与君臣父子之义等纲常名教相联系,大力提倡尊王攘夷,以此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思想武器。
南宋一代士人,无不深受影响。
而长期生活于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的北方士人,在思想上与南宋儒士颇有不同。
他们提倡“以夏变夷”
,希图用汉族儒家思想文化,来影响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以此维系汉族文化传统,并谋求自身出路。
南北士人的思想差异,在赵复与姚枢身上得到鲜明体现。
家乡陷落、九族俱残、身为囚俘的惨境,使赵复欲以自溺来表示对蒙古军肆行屠戮的抗议,保全自己对南宋王朝与九族宗亲的忠孝名节。
姚枢则完全不同。
姚枢(1201~1278),字公茂,号雪斋、敬斋,河南府洛阳(河南洛阳)人。
少力学,负王佐之才。
1232年蒙古军破许州,姚枢至燕京依杨惟中,与之相偕北觐太宗窝阔台于龙庭,是最早归依蒙古政权的汉族士人之一。
德安之役,太宗命杨惟中于军前行中书省事,姚枢随之在军中访求儒、道、释、医、卜、酒工、乐人等人才。
姚枢在与赵复交谈中,确信他是才学出众的“奇士”
。
因此,当姚枢发现赵复欲投水自溺时,就力劝赵复随自己北上,并保证他无性命之虞。
既然双方有较大的思想差异,为何赵复会接受姚枢劝说呢?应该说,赵复并非没有传衍宗脉的思想,这从他到燕京后重新娶妻生子可见。
但更为重要的是,姚枢用上承儒家千百年之统、下传儒学千百世之绪的思想打动了赵复。
这从姚燧解释姚枢劝救赵复的原因中亦可证明:“自先公言之,夫既受诏出之军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职。
且儒同出者将千数,才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没无闻,非崇其道。
此公所惧而必生之也。”
说明姚枢之救赵复,并不仅仅是为了执行元太宗的诏命,更重要的是希望赵复推崇儒家之道于北方。
而赵复肯听从姚枢的劝解,也正是由于姚枢的“知己”
。
[8]长期的分裂割据,虽使南北思想文化的发展有了较大差异,但是,汉族儒家思想文化的传统,是南北士人的基本思想内涵。
然而,思想内涵的一致,并不能弥合南北士人思想上的差异。
这就决定了赵复到北方后,不可能像姚枢等北方士人那样积极参与蒙古政权的活动,而是仅以师儒自处,以传播理学为己任,终不事奉蒙古;决定了赵复学以为己、鄙薄事功的传学宗旨,并以胡安国《春秋传》教授门生,借此在北方倡导华夷之辨的思想;[9]也决定了赵复在与北方士人交往中所持的态度。
在经历了痛苦的生死抉择之后,赵复随姚枢踏上了北上燕京的长途。
《困学斋杂录》载:“赵先生复初被虏时,有《寄皇甫庭》诗:‘寄语江南皇甫庭,此行无虑隔生平。
眼前漫有千行泪,水自东流月自明。
’”
[10]《元诗选·癸集》亦有赵复《锦瑟词》一首,云“歌珠檀板楚王宫,半醉花间拾落红。
铁马北来人事改,不知随水定随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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