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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也者，所以用道造形，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
由此而形成的天地万物，也就自然地具有了道的规律性等特性。
总之，在理与气的关系中，理是决定性的，气从属于理。
与天地万物同样，“人禀是气以生，而理无不具”
。
这个道赋予人的理，“混涵于性，而斡旋于心，发挥于情，而著见于事业”
，“故能与天地同流，而贯万物为一”
。
郝经的上述观点，基本上承袭了程朱理学关于理与气的学说。
但是更进一步，郝经的《气论》就与程朱理学有了明显的区别。
张载把气的概念引入性论，将性区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
此后，程朱理学一直以此来说明世间事物与人类的差别。
天地之性是人和物所禀赋的天道、天理，原本是纯粹至善的。
但人、物所得，却各有偏与全、厚与薄、清与浊的区别，因而产生不同。
气质之性，是人、物产生时所禀受的气有清浊昏明的区别，使清洁无瑕的天性受到不同的熏染。
由此二者，产生出天地万物乃至人类的千差万别。
郝经却认为，所有的人在出生时，所禀受的气都是一样的。
“是气也，自圣人而至于下愚，其禀之也一也；自赤子而至于耋期，其用之也一也；自生而至于死，自死而至于生，其本之也一也”
。
既然人都是依据同样的道，禀受同样的气而生，则所有的人都应该是先天纯粹至善毫无差别的。
那么，圣与贤、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何由而生呢？郝经指出，之所以有这种差别，关键在于人后天能否存养自己禀受的气。
“然其所以为圣，所以为贤，所以为君子、为小人者，存养之功至与不至也。
安然而运化，不待存养，而莫之或伤者，圣也；养而存之，而莫使伤之，则贤也；暴而伤之，至于消沮悖逆，则下愚而小人也”
。
因此，人之成为小人，都是由于自身的行为所致。
“天之赋予者甚大，而人往往自为小人；气所以载道，而人往往自为坏之”
。
反之，如果“去绝人欲之私，一以天理之公，则虽小人而可以君子，虽下愚而可以圣，自局脊索尽之中，可以至于刚大矣”
。
[2]
郝经强调后天的存养来说明人与人的区别，反映了北方学者贵践履、重实行的风格。
但其万物一气的理论，到底无法解释世间事物千差万别的原因。
因此，他的气论还存在明显的缺陷，不能视作成功的理论探索。
三、积极进取的天命观
命、性、心、情，是理学人性论的一组命题，郝经各以专论，分别探讨了这些命题。
《命论》指出，命是道对天地万物乃至人的赋予授受，正是由于它“出乎道，号召天地人物，而使用乎道，千变万化不能离乎道，而皆维系焉，是以谓之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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