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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道是一定而一本的，而对天地万物的赋予却是不定而万殊的。
然而，天命虽有一定，人对天命的承受却不是完全被动消极的。
郝经提出人有“始则受命，次则听命，次则造命，终则复命”
的过程。
“夫道德仁义，孝悌忠信，则得之于天，是受命也；寿夭穷达，贵贱得丧，则定之于天，是听命也；宰制施为，成己成物，则出于己，是造命也；全而受之无所弃，全而归之无所违，尽其在我，与天为一，是复命也。
受者修之而弗敢坏，听者顺之而弗敢违，造者操之而弗敢失，复者终之而弗敢怠，则太极天地能造我，而我亦能造太极天地。”
也就是说，道对于人的赋予授受虽然不定而万殊，但是如果人能够积极主动地受命、听命、造命、复命，就能够“与太极为一，与天地为三”
，而成为圣人。
相反，如果“世之人不能为学以知命，又不能修身以俟命，动而弃抛，终以违悖，至于颠连跋疐”
，最终把一切归结为自己的命，这是不仁的。
因此，人对于天命的态度，决定了圣人、贤人与小人的分野。
“圣人安命而道化，贤人俟命而德全，小人委命而自弃”
。
[3]
可见，郝经的《命论》，不是消极被动的命定论，而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四、理为性本的人性论
郝经的《性论》认为，性是天地万物据之以生的根本，人性是道赋予人的天理、道德。
它“根于太极，受于天地，备于万物，而总萃于人，所以为有生之本，众理之原也”
。
因此，“性也者，命之地，心之天，而道德之府也”
。
然而，理又是与气、情相互联系的，“有理而后有气，有气而后有情”
。
人如果以理为本，使“情复于气，气复于理”
，就能够保全自己的天赋善性。
相反，如果“气徇于情，理昧于气”
，则需要借助“修道之教”
和“学问之功”
来恢复人性。
由此，也就出现了圣人、贤人与小人的差别：“夫气禀不能移，知觉不能夺，不待问学，安然而化，则圣之事也。
夺而知所以存，移而知所以复，尽夫问学，以充夫性，则贤者之事也。
溺于气禀之偏，诱于嗜欲之差，不为问学，亡而不复，则小人之事也。”
郝经追溯批判了自先秦以来的人性理论，指出孔子、孟子以理论性，因此是性善论。
性论的差谬始于告子。
告子以生言性，荀子性恶论，扬雄性善恶相混论，都是错误的。
韩愈“以五性七情并义理气质合而为言”
，虽然远远超过荀子、扬雄，但他将性与情区别为三品，则拘泥而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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