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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策问命诸生提出适宜的建议,以协助朝廷对郊祭礼仪的讨论。
《策问》二十一,又就郊庙乐器的声容器数发问,要求诸生“详考以对,务为精凿可行”
,以“合于古制、古法”
。
[18]
《策问》三十六,进一步就古今郊祭礼设问,指出:“先王之世既远,礼乐之书散亡,其存于经者残缺简略,后儒又以意为之说,使行者莫之适从。”
特别是礼乐中最重要的郊祭礼,“异说尤甚”
。
比如:
天体惟一,而或以为六。
圜丘、南郊,或以为一,或以为二。
昊天上帝著矣,而复有天皇大帝之称。
五行之帝信矣,而或出五人帝之号。
或以一岁而二祭,或以一岁而九。
或以为日用冬至,或以孟春上辛。
此皆大相舛异者……至于圜丘、方泽,天、地分祭,时日、坛壝、乐舞、器币,亦复不同,此礼文之甚明者。
历代混而为一,恬不为怪。
宋人集议,互相是非。
苏氏专引《昊天有成命》之诗,以为合祭之证,而不知其误。
其雄辨历诋,足以移人,而先儒深不然之,谓自古未尝有此渎乱庞杂之礼。
然当时分祭,仅仅一行,明知其谬,而后卒不能改。
先儒之说虽明,顾未有按据以从事者,其故何哉?
这首策问是对经史修养较高的汉人国子生提问,所以,吴师道历举古代载籍的舛异,宋人集议的混乱,非但要求就古代郊祭礼的天地分祭、时日坛壝、乐舞器币等制度进行细致考辨,厘清这一古代记载与后人议论都极为混乱的祭祀大典,同时还须批判北宋苏轼的天地合祭说,申明朱子的分祭理论,以便“修明旧章,讲求盛典,一破千古沿袭之陋”
,[19]为国家建立合符古代的郊祭制度。
元朝的郊祀礼基本承袭前代,却存在两方面问题:其一,不分南郊、北郊,天地合祭。
其实合祭并不始于元朝,而是由来已久。
“汉承秦弊,郊庙之制,置《周礼》不用……迨其季世,乃合南北二郊为一。
虽以唐、宋盛时,皆莫之正。”
[20]成宗大德九年(1305),朝臣集议提出南、北郊分祭:“今当循唐虞三代之典,(南郊)惟祀昊天上帝。
其方丘祭地之礼,续议以闻。”
武宗至大二年(1309)、仁宗延祐元年(1314),朝臣又两次“请立北郊”
,都因故中辍,直至元末。
[21]受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影响,元朝的许多儒家学者包括吴师道都认为,天子的郊祀礼,“贵诚而尚质,务在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而已”
。
[22]根据《周礼·春官·大司乐》的记载,冬日至,于地上圜丘礼天神;夏日至,于泽中方丘礼地示。
即古代礼仪是天地分祭,而西汉末年以来的合祭制度,是王莽之制,不合于古。
因此,宋代苏轼与朱熹之间合祭、分祭的歧义,就不止是不同学说的争论,而且关系到是否恢复古代礼制的关键性问题。
可见,师道策问的要义,仍然是依据古礼改革和完善元朝的郊祭制度。
其二,有元郊祭一直是派遣大臣代祀,而不能做到天子亲祀,这又是不合古法的。
英宗曾有意亲郊而未遂,直到至顺元年(1330)十月,文宗始“亲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以太祖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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