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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任国学最高教官，吴师道清楚地认识到：
科举、学校，相表里者也。
由儒而仕者，不为进士，则为教官。
科举废而学校存，柄国者岂不以学校为至重哉！
科行二十年，所得可数。
其英隽明达为时伟器者不少，不幸而有滥厕其间者，往往速戾败官。
议者遂相诟病，以一概百，直决绝之而后已，可胜叹哉！
[5]
科举与学校，本是相互依存的选举制度。
科举一旦废止，学校亦难以独盛。
历科进士中，真正的治国之才固然不少，却也有贪赃枉法者厕身于中，从而引起对科举制度的攻诘。
此外，“近年士习既殊，高者务求异于前哲，卑者不过争为揣摩笼络之说，文气卑下，骫骳日甚，识者已逆知有中更之事”
。
[6]士风文气的衰颓，也是儒学、科举被当政诟病的借口。
正是有见于此，吴氏才在上篇策问中告诫国子生员，不但要真正通晓义理之学，而且要力行实践，不使攻击儒学者得以借口。
师道向国子生员反复强调义理之学，是因为诸生多要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义理者科举之原也”
。
苟能明于此，“则辞不患其不达，艺不患其不精，固足以当德行、经术之选，而修己治人，不至于迷晦乖错”
。
[7]这关系到扭转世风，巩固科举及澄清吏治，国学生员必须重视讲习，身体力行。
身处异族统治之下的吴师道，自觉意识到学术之明晦，乃道统维系不绝之根本，而巩固科举，又有待于士风的匡正。
《国学策问》三十四，再次由经学发展入手，对元朝的士风提出批评。
儒家经典的发展，经暴秦焚书之祸，汉初已残缺不完，致使《书》有古文、今文之异，《诗》有**邪之杂，《春秋》有三传异同，《周官》则难合于其他礼书。
汉儒株守章句家法，不能兼通诸经，而又增析窜移，使经典愈失其旧。
唐修《五经正义》统一经学，不容再有异说。
宋初，疑经之风渐起，迄理学大儒张载、二程、朱熹，讲明义理，订定经传，又标举《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以为《五经》之纲领，发挥精蕴，可谓质诸往圣而不悖，俟之来世而不惑。
因此，元朝“建学设科，尊崇表章，使学者有所据守，此先王一道德、同风俗之盛典也”
。
儒家经传经过理学诸儒的整理订正，阐发精义，只需尊信即可，不容再加质疑，这是吴师道的基本思想。
然而，喜新厌旧之徒，穿凿附会，汩乱成说，迷惑后学，靡然成风，适足以投合反对儒学者之所欲。
是以，策问责求诸生悉心“明圣朝同道之意，惩陋儒诡经之失”
，以纠正士风的偏颇。
自然，吴氏也承认，“论圣人之经于残缺之余，固未尝以为全可通而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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