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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师道本人在经学研究中，也曾表达过不同于理学名儒的见解。
如其序《诗集传名物钞》，即就许谦对《诗经》中所谓“**邪”
诸篇的处理提出异议。
[8]但他认为，自己的用意是羽翼理学经说，而不是与之立异。
所以，吴氏对经学的实际态度，是遵循孔子“多闻阙疑”
的原则，“阙其所当缺，通其所可通，以会圣人之心”
。
[9]应该说，这是实事求是的治经态度。
从纠正当代士风出发，吴师道对元代的著书授官令表示异议。
圣人述作《六经》，本为明道辟害，固有所不得已。
汉以后诸儒为之传注，以使读者通晓。
尤其是宋代义理之学兴起，诸儒讨论折衷，已称完备。
虽然经传的阙讹依然存在，无穷之事理亦有待后人，但其本原纲领之正，固已无容于增益立异。
故而，元朝表彰宗主程朱理学经注，以之齐道德而同风俗。
前代有价值的著述，或官府给札抄录，或作者去世后献之朝廷，并没有以著书谋取仕进者。
元朝颁布的著书授官令，本意是擢任非常之士，却引起一般“不知妄作之徒，剽窃绪余，掇拾浅陋，无关于义理，无禆于政教，纷纷争起，奔走自售”
。
而负有考较之责的各级学官，却反而“假借以成其干请之私”
。
致使“其甚者，逞私说，肆不根，习非圣以自诡，反前人以为高，所谓诐**邪遁，当深拒而痛绝者，乃使之刊布学宫，以惑乱后生小子之视听，亦可叹也”
！
这也是国学不得不讲究的重要问题。
故师道请诸生提出良策，既不失古人精微之意，又有以遏制当世浇薄之风。
[10]
考察时人著作，也是学官的职责所在。
《元史·百官志》明载，国子博士有责任“考较儒人著述”
。
吴师道对此一职任极为看重，视之为拯时救弊端正学风的手段之一。
这在他的《与刘生论易书》中表现得至为明显。
对刘生寄呈《周易会通》一书，师道予以详细考较评语。
《会通》为鄱阳学者董真卿编集，原名《周易经传集程朱解附录纂注》。
其体例是以《易传》附翼《易经》，而无经可附之传，则总附六十四卦之后；又取程颐《伊川易传》、朱熹《易本义》集解其下；而程子经说、朱子《语录》各附录于传之后；再取其师胡一桂《易本义附录纂疏》及其他诸家之说，作为纂注。
董书的宗旨，是欲汇辑程、朱的《周易》传注及诸家之说，会而通之，以羽翼程朱《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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