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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之学，本是程朱理学的基石与核心。
“《四书》得二程子表章，肇明其旨；至朱子《章句集注》之出，折衷群言，集厥大成，说者固蔑以加矣”
。
朱门后学不为不多，然一传再传之后，或泯没就微，或畔涣离真，“其能的然久而不失传授之正”
，则未有如金华朱学四先生。
而且，“但熟读《四书》”
，又是昔日何基师从黄榦于临川，临别时授受的师训。
所以，四先生于《四书》之学，守为家法，用功惟勤。
“盖自北山取《语录》精义以为《发挥》，与《章句集注》相发。
鲁斋为标注点抹，提挈开示。
仁山于《大学》有《疏义》《指义》者，《论》《孟》有《考证》，《中庸》有标抹，又推所得于何、王者，与其己意并载之”
。
至于许谦《读四书丛说》，更是羽翼《四书章句集注》的功臣。
“欲通《四书》之旨者，必读朱子之书；欲读朱子之书者，必由许君之说。
兹非适道之津梁，示学之标的欤”
！
[10]
至正元年，吴师道出任国子博士，发现国子监、学虽有藏书，却无体现程朱理学特别是金华朱学的点定经书善本。
因此，他再次呈文朝廷，请求在国学传习许谦等标点的《四书章句集注》等经典。
呈文首先说明：“博士之官，掌司书籍，讲授经旨，定正音训，今之职也。”
又引先儒之言，辨明章句标点并非无关宏旨：“昔人鄙章句之学者，以其不主于义理尔。
然章句不明，亦所以害义理。”
“字书、音韵，是经中浅事，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不知此等处不理会，枉费辞说，牵补不得其本义，亦甚害事也。”
进而指出，标抹点书之法，始自南宋吕祖谦，而由四先生承其余绪。
更重要的是，北山何基从学于朱子高弟黄榦，实得朱学之正传。
何基、王柏都有《四书》及《通鉴纲目》点本，弟子金履祥等又祖述何、王。
尤其是近时许谦“重点《四书章句集注》，及以廖氏九经校本再加校点。
他如《仪礼》，《春秋》《公》《谷》二传并注，《易》程氏《传》、朱氏《本义》，《诗》朱氏《传》，《书》蔡氏《传》，朱子《家礼》，皆有点本，分别句读，订定字音，考正讹谬，标释段画，辞不费而义明”
，“真适道之指南也”
。
这些点定本，与延祐科举程式规定的《四书》《五经》理学注本完全契合。
所以，师道“特为申明，转闻上司，委通经之士亲赍善本，就其家传录，并广及吕子及何、王、金氏之书，颁之学官，嘉惠后进”
，借以改变旧日国学中师异旨殊、不无乖舛的混乱局面，进一步推阐金华朱学在国家最高学府的影响。
[11]
再次，致书史局，总结何基、王柏的生平学术。
元顺帝至正三年，诏修宋、辽、金三史，吴师道节录何基、王柏行实，寄呈史局诸公，为《宋史》二人传记提供原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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