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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录》不但记载何基、王柏的生平为人和治学经历，且详录两位传主的著述、卷帙、刊刻流传，尤其强调金华之学得朱子正传的理学统绪，更用大量篇幅摘录二先生治学及对《五经》《四书》的论学要语。
因此，这篇洋洋三千五百言的《节录》，既是何基、王柏的个人传记，更重在总结二先生的思想学术，带有浓厚的学术史特色。
[12]元修《宋史》，《儒林传》即节取吴氏的《节录》而作何基、王柏二传。
[13]《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的《何基传》及《何文定语》，完全依据《节录》，未有任何增益，甚至其后黄宗羲的按语，亦摘录吴文而成。
《王柏传》与《鲁斋要语》，也是以《节录》为基础，增补若干资料而成。
由于何基、王柏的行实后世不传，吴师道的《节录》成为后世记述何基、王柏生平与学术的最基本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吴师道的上述工作，促进了金华朱学的广泛传播，并将影响推及后世。
清人黄百家《北山四先生学案》案语称：“白云（许谦）非得子长（张枢）、正传（吴师道），其道又未必光显如是耳。”
[14]如实表彰了吴师道为继承和阐扬金华朱学发挥的重要作用。
三、重视史学与文献之学
重视史学与文献之学，是吴师道传承金华学术的又一特点。
金华自宋室南渡，就是文化发达、人才荟萃之地。
东莱吕祖谦开启婺学，与朱熹闽学、陆九渊江西之学鼎足而立，成为乾、淳之后南宋的三大学派之一。
婺学虽“以性学绍道统”
，[15]却兼承吕氏家学的“中原文献之传”
，[16]讲求“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
[17]其特点，一是注重史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
；[18]二是留意考察古今文献，借助对历史与文献的研习，涵养道德心性。
受东莱婺学的熏习，吴师道学术也兼有重视史学与文献之学的特色。
吴氏关注史学，在诗文集中有大量反映。
卷10杂著，有《三国志杂论》《读左传并注数事》《秦隋论》等系列史论；诗集中，有怀古、咏史的专题诗作；卷19策问，有关于古代学术与礼乐刑政制度的系统国学策问；卷16至18题跋中，也有关于汉史、五代史、南宋史的多篇跋文。
当然，师道在史学领域最重要的工作，还是作《战国策校注》10卷，以补正鲍彪《战国策注》。
《战国策》文字讹舛，号为难读，自西汉刘向校书，即已病之。
北宋曾巩再校，亦加致疑。
东汉高诱作《战国策注》，流传后世。
南宋括苍鲍彪以高注疏略谬妄，于是改定次第，补正脱误，又时出己论，重新注释。
同时，剡川姚宏亦注是书，依据孙朴校本，荟萃诸家，参校补注，是正存疑。
吴师道认为，姚宏注根据高诱注而间有增续，简质谨重，深得古人论撰之意；而鲍氏注尽管有分次章条、详述注说的优点，然率意窜改，谬妄乖误，不容不正。
师道于是取姚宏注与鲍彪注参校，而杂引诸书考证，并以吕祖谦《大事记》质正是非，以“明事迹之实，求义理之当”
。
体例上，师道一仍鲍注篇章次序，而在每条之下，分别以“补曰”
增其所阙，“正曰”
纠其所失；至于鲍注谬误之处，则直接抹去。
师道还特地在卷首保存了刘向、曾巩校定的《战国策》三十三篇四百八十六章旧次第，以与校注中已经为鲍彪更改的篇章次序相对照。
卷后又附载李文叔、王觉、孙朴、刘敞诸家跋语，及姚宏、姚宽、耿延禧三序，以便读者了解其书的本末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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