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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象。
他在别处表示，自己将来的妻子必须是才德兼备值得尊敬的女性。
在一个以阶级的双重标准来对待女人的社会里，植木的言行未必能说是不一致。
视之为不一致，是在平等思想，即一切女人不分阶级皆为同等之人的观念普及之后的事。
“圣女”
与“娼妓”
的分离支配
我在前面两章讲过，男人为了成为性的主体而将对女人的蔑视深植于自我确认的核心，这就是厌女症。
而恐同，则可以理解为男人对男女界线的模糊暧昧而带来的不安所抱有的恐惧。
男人们必须持续不断地证明，自己不是“像女人一样的男人”
。
但是，这种厌女症有个致命弱点，即母亲。
公然侮辱生下自己的女人，会引来关于自己出身身份的精神危机。
所以，实际上，厌女症不单是蔑视女人，还有崇拜女人的另一个侧面。
这是自相矛盾的吗？
性的双重标准（sexualdoublestandard）告诉我们，这其实并不矛盾。
在厌女症的历史中，我们可以举出叔本华、奥托·魏宁格（OttoWeininger）等18、19世纪的诸多男性思想家的名字。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近代性别二元制的思想领袖，同时也是性的双重标准的发明者。
在历史上，性的双重标准，是在以夫妻为中心的近代家庭制度形成的时期成立的，而这也是作为产业的娼妓制度形成的时期，近代家庭制度与娼妓制度，两者互为表里。
米歇尔·福柯的大作《性经验史》（Foucault，1976）的第一章，标题为含有讽刺意味的“我们也是维多利亚人”
。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19世纪初，是奠定近代社会诸多制度的黎明期。
在这个时代，一夫一妻与买娼卖娼，作为制度同时确立，因此，“维多利亚时代式”
一词等同于“伪善”
之意。
那个时代的绅士，一边恭维一见蟑螂便要惊叫晕倒的优雅的淑女，一边频频造访妓院。
在那个时代，这被视为理所当然。
所谓性的双重标准，是指面向男人的性道德与面向女人的性道德不一样。
比如，男人的好色被肯定（如吉行淳之介、永井荷风等），而女人则以对性的无知纯洁为善。
近代一夫一妻制表面上称颂“相互对等的贞操”
，但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把男人的“犯规”
编入制度之中了（既然无法遵守，一开始就别发誓好了），所以，另外需要充当男人的“犯规对象”
的女人。
结果就是，性的双重标准将女人分为两个集团，即“圣女”
与“**”
、“妻子?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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