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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明明知道对方女人在苦恼，却有意无视，就是男人的自我中心。
那个男人所“珍惜”
的，并不是对方女人，他不过是以身相殉一己之念而已。
那位被连累的女人，该说是倒了霉吧。
把这种行为称作什么“纯粹”
“浪漫”
，不过是男人的脑子出了问题。
可是，这并不是从前的故事。
源于性的双重标准的两难困境，至今仍然存在。
人们还在疑问：因为爱着，所以不能**吗？**了，就不能算作爱吗？少女们的苦恼似乎和从前没有两样：要求**的男朋友，是真心爱我呢，还是只想要我的身体？抱怨去红灯区能**，可在妻子面前却勃不起来的**男人，与前面那位毕业于旧制高中的老爷爷没什么不同。
他们都活在一种反差之中：面对的如果是必须在意其反应的女性，无法**；而当对方是无须在意的对象，便可为所欲为。
男人自己播下的种子，该说是自食其果。
明白了这个双重标准的机制，前面所说的植木枝盛的“言行不一”
，就不再是“不一”
了，他只是很好地将女人“按用途分别使用”
而已。
他在把春楼女子当作性玩具的同时，对“将来的妻子”
则遵循“男女平权”
的思想表示相应的敬意。
使这种分离正当化的理由，是阶级隔阂。
我们只需想起明治时代的身份制度是如何根深蒂固，便应该能理解，那种“身份”
，是无论如何也超越不了的“人种之隔”
的别名。
不过，为男人定制的规则，总是留有允许“犯规”
的漏洞。
低阶层的女人不能娶为正妻，但可以纳为情妇或小妾；若实在想娶，还有一招，让她成为高等身份人家的养女之后再去结亲。
无论男女，婚姻都是一种两家结盟的交换行为，目的是使双方的社会资源最大化，所以，男人期待正妻的门第和财产。
也正因为如此，为娼妓赎身后将之迎娶为正妻、与女仆私通将就成婚之类的行为，都是坐失“资源最大化”
机会的愚人之举[5]。
现在想来，植木那个时代的人，压根儿没想过要求妻子既美貌又能做家务（娼妓和女仆的组合）吧。
正妻无须美貌也不要性魅力，除了门第家产，只要能持家生子就足够。
甚至连生殖能力也可以不要，“三年无后去之”
只是神话，正妻地位乃两家盟约的枢轴基石，不是因此便能被动摇的。
有研究表明，江户时代的夫妇十对中就有一对为自然不孕，想要孩子可从别处领养。
柳田国男曾经报告，在明治时期的越后农村地区，有的女人即使成了婚，但直到孩子出生为止，都一直住在娘家，搬进男家要以主妇权的转让为前提，得到之后才带着继承家业的孩子堂堂正正地嫁过去。
身份不明的女人单凭美貌便能爬上阶级阶梯的灰姑娘故事，不过是近代的幻想，在真正的身份制社会中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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