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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是时代所致，并非个人努力或能力的结果。
不过，对女性来说，脱离出身阶层实现阶层上升，不是通过教育，而是通过结婚。
当女性作为“妻子”
失败之后，便作为“母亲”
期待儿子超越父亲。
于是，儿子从小就听母亲像唱催眠曲一般念叨“你跟你爸爸不一样，你要……”
，他们被迫担负起对母亲怎么也还不尽的巨大负债。
“自责的女儿”
的登场
以社会史的眼光来看，这种变化有代际因素和性别因素的影响。
从代际因素的角度来说，当日本从成长期进入停滞期（有人称为成熟期）之后，“婴儿潮一代”
的下一代即“婴儿潮第二代”
，已经很难期待能超过父母的经济成就和教育水平。
高等教育的升学率已达饱和状态，甚至出现学历膨胀现象。
孩子超过父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另外的一个性别因素也不可忽视。
当结婚以外的获取社会成就的途径面向女性开放以后，女儿也开始难以逃脱母亲的期待。
女儿成为“长着女人面孔的儿子”
，母亲对女儿和对儿子的期待的性别差距缩小了。
我把这视为少子化现象的效果。
无论如何，性别差距的确是缩小了。
这是应该被欢迎的现象吗？
母亲对女儿的期待，包含着与对儿子的期待不同的两面性。
母亲对女儿发出双重信息：“要像儿子一样成功。”
“要成功地做一个女儿（女人）。”
无论哪一种，在母亲对女儿的“别像我这样”
的期待中，既有自我牺牲的意味，又隐含着“让我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就是你”
的暗暗谴责。
接受了这种相互矛盾的双重信息的女儿，不能不陷入分裂状态。
如果说“不开心的女儿”
是高度成长期的产物，那么，那一代从历史舞台退场之后，继而登场的，则是作为母亲的代理人为负债而苦恼的“自责的女儿”
。
和“不成器的儿子”
一样，女儿也被期待具备能够对“母亲的幸福”
负责的能力和状态。
但与儿子不同的是，女儿为了达成与母亲的同化，她们要代理实现母亲的缺憾人生，很难逃离这份债务。
信田佐代子在《不堪承受的母亲之重——守墓女儿的哀叹》（2008）一书中，以丰富的事例将女儿们的现实状态描写得淋漓尽致。
在我看来，从“自责的女儿”
到“自伤的女儿”
，只有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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