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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今天来看黑格尔等人的观点，当然是不值一哂的。
中国文化若只是心灵鸡汤，断然不可能令中国在此前的一千多年里一直领先于世界。
但是，毋庸讳言，中国文化这种“只重身心践履、轻视哲学思辨”
的倾向，这种“过度关注现实生活、忽略超越性追求”
的特征，则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性格，同时相应地削弱了中国人的抽象思维能力，使得中国人渐渐丧失了对生命、宇宙等形而上领域的终极关切，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功利主义的盛行和精神生活的贫乏。
重建我们与精神本体的联系
当然，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古人、归咎于儒学肯定是有失公允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包治百病的心灵解药。
而且，再好的解药，也会出现“法久生弊”
的问题——任何一种文化或制度，在创建之初的某种固有倾向（不管这个倾向有多么微小），经过长期演变和时间的连续放大之后，必然会产生重大的偏差，从而背离这种文化或制度的初衷。
其实，不仅是中国文化这种“内在超越”
的价值取向会因“法久生弊”
而导致副作用，就算西方式的“外在超越”
，也同样存在很大的弊病。
比如，基督教和上帝信仰就曾在欧洲造成了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
，人性在当时遭到了极大的摧残与扼杀，假如没有后来的新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西方的今天绝不是这个样子。
值得一提的是，启蒙运动时期的很多欧洲思想家，恰恰对中国儒家的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推崇备至，比如伏尔泰、霍尔巴赫、狄德罗、莱布尼茨等人，都是孔子的忠实粉丝。
其中，伏尔泰可以算得上是骨灰级的。
他不仅将家里的耶稣画像改为孔子像，早晚礼拜，而且还写诗赞美道：“孔子，真理的解释者，他使世人不惑，开发了人心；他所说的圣人之道，绝不是预言者的那一套；因此信仰他的人，本国外国都有。”
曾有西方学者认为，伏尔泰是一个“全盘华化论者”
，因为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几乎都赞不绝口。
他说过，“只有中国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
，“对于中国，我们应该赞美，应该感到惭愧，更需要模仿他们”
，“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理性地生活），真是大不幸！”
类似这样的言论，在伏尔泰的著作中几乎俯拾即是。
我们引述伏尔泰的话，并不是想表明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而只是想强调一点：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不可取代的独特价值，也都会因为时间的流变而产生偏差；这种偏差会在文明自身内部最大程度地表现出来，但对于其他文明，则反而会因其异质而生出互补的效果（这就是外国的月亮通常比本国圆的道理）。
因此，我们今天需要做的，并不是把“内在超越”
变成“外在超越”
，也不是要抛弃“下学而上达”
的价值取向，而是要认识到自身文化因“法久生弊”
导致的缺陷，然后像这些欧洲思想家曾经做过的那样，以谦卑的心态学习异质文明的一切优点，取彼之长，补己之短。
比如，我们需要逐渐改变实用和功利的性格，以及凡事喜欢简易直截的习惯，学会理解复杂、抽象的事物，学会运用哲学思辨和逻辑思维能力，以追求真理、超越实用的心态来对待科学、哲学和宗教，不再把科学仅仅当成某种创造经济效益的技术，不再把哲学视同官场权谋、职场厚黑和廉价的成功学，更不再把宗教（比如佛教）变成卖门票赚香火的旅游产业，或者变成求官、求财、求平安、求富贵的功利活动。
与此同时，我们要越过千百年的历史流变，回到中国文化的源头，传承古人的智慧，重新唤起对终极真理的叩问和探求，以及对生命、宇宙等形而上领域的终极关切，重建具有深刻内涵和超越性品格的纯粹信仰。
唯其如此，我们才可望重新建立与更高维度的精神本体之间的联系。
无论你把这种精神本体称为佛陀、上帝、安拉、天命、天道、天理、宇宙法则、绝对精神、终极真理还是别的什么，都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你必须相信：你并非宇宙这锅“原子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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