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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来说，这种时刻呈现出一种不协调的特性。
图14 马克斯·比尔博姆，《十一月的伦敦与伦敦的亨利·詹姆斯先生》（LondoninNovemberandMr.HenryJamesinLondon，c.1907，图中文字内容为：“……于是，在这种如此融洽的氛围中，他举起了一只手，将它放到了离眼睛不到一英寸的地方，那只手的轮廓突然显得极其清晰，这简直是令他震惊的景象……”
）
詹姆斯觉得比尔博姆的戏仿之作非常有趣，他也承认，后来自己每次写作的时候，都觉得是在“戏仿自己”
。
虽然戏仿者常常热衷于调侃自己的主题，但他们也会让人们关注那些可能获得的乐趣。
读者可以从喜剧中找到相关的线索，而那其实也是隐藏在原著中的东西。
平庸的戏仿只是一种简单的反讽——只是模仿一种风格或情绪，没有真正的“意义”
——但是，那些最好的戏仿，洋溢着一种更复杂的讽刺语调，我们可以在詹姆斯自己的后期风格中，找到这种技巧的痕迹。
在《快乐的角落》（TheJollyer，1908）中，斯潘塞·布赖登（Spen）赞赏着艾丽斯·斯塔弗顿（AliceStaverton）身上的特质：“她的微笑带来了一种非常温和的讥讽，他发现她半数的话语，都弥漫着这种意味。
这是一种毫不苦涩的讥讽，正是源于她那极为丰富的想象力。”
许多喜剧大师都在建构这类讽刺意味。
这足以表明，批评也可能是一种共谋的形态，我们对自己最关心的那些人，拥有最多的批评自由。
在这样的伪装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喜剧从“嘲笑”
变成“调戏”
再变成“珍惜”
的过程。
一切皆可
但是，与其他喜剧性蔑视那种令人振奋的能量相比，这种过程究竟算得了什么呢？某些版本的喜剧可能会达成一种价值观的共识，它们调和着各种不同的观点与态度。
但是，那些最猛烈的笑声，不一定就源于那些最温暖、最模糊的形态。
伊夫林·沃（EvelynWaugh）采用了一种更狂野而非温和的讽刺形态，他提供了一针解毒剂，让那些沉溺柔情之人清醒过来。
他也承认，讽刺“会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蓬勃发展，前提是存在同质的道德标准。
它会暴露那些彬彬有礼的残酷与愚蠢”
。
但是，对于伊夫林来说，现代的“罪恶不再仅仅从口头上敷衍美德”
。
所以，既然我们都要走下坡路，我们就不必——也不可能——玩往常一样的讽刺游戏了。
我们需要一些更怪异的东西。
或许，在这种现代的荒原上，可以绽放一种无情却热烈的形态。
在伊夫林的第一部小说《衰落与瓦解》（DedFall，1928）中，人们怀着深情忆起了博林杰俱乐部（BollingerClub）的欢乐：“那是三年前的最后一顿晚餐，一只狐狸被关在笼中，被香槟酒瓶活活打死。
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夜晚啊！”
与单纯地讽刺掷瓶之人相比，这种表述更加令人目眩，也更滑稽可笑（通常来说，讽刺是一种表述自己在意之物的方式，但在伊夫林的小说中，“在意”
本身就是讽刺的对象）。
在下文的故事里，一位年轻人的脚部不小心受了重伤：“‘我要死了吗？’坦根特（Ta）说道，他的嘴里塞满了蛋糕。”
后来，他被截肢了，然后便死了，但那又如何呢？“‘噢，死亡啊！
你那地狱的钟声怎么没响呢？我想听那丁零零的声音。
’外科医生说道。”
他的文字仿佛穿越了愤怒、怜悯或悲伤，来到了它们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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